王艺璇 22级人文创新班
我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或者说您是尊林贬薛还是尊薛贬林。
首先，我并不同意对两者一尊一贬之说，在红楼梦第五回中，宝玉在太虚幻境喝的茶是千红一窟（哭），饮的酒是万艳同杯（悲），所有的女儿都是薄命司，落不得美满结局，在这样一个主题下去给钗黛分高下，未免落俗，我想这也有违作者的本意。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认同周汝昌老师的观点，小女儿个性不同是很正常的，也都有各自的短处，但是不能说她们是坏人，是存着心去害人的，过于贬低她们。
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再来谈林黛玉和薛宝钗二人，相较起来，我更欣赏林黛玉。
先来谈谈薛宝钗，薛宝钗这一人物身上最突出的特点都是“会做人”，第五回薛宝钗初到荣府的时候,人们对她最初的印象就是: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不及。宝钗行为豁达，不比黛玉孤高自许,所以比黛玉得下人的心。她的为人不但受到贾母等人的称赞,就连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嫉恨的赵姨娘,也不由得称赞宝钗，在第六十七回，赵姨娘说:“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很大方,会做人。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这种会做人的处世之道,已经成为了一种她自己也未必认识到了的自然习惯。在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第二十二回贾母过生日，第四十五回黛玉生病时宝钗带着补品前去探望等。
总之,在薛宝钗身上,无论是她的自甘淡泊,宽以待人，还是大智若愚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会做人”。值得指出的是,薛宝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上述为人处世之道,已经远远不是封建正统闺范所能概括得了的。可以说,薛宝钗这一人物自身具有很强的复杂性。
对于传统的伦理原则、现实社会的秩序,以及现存的人际关系,薛宝钗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认同者。
尽管这个人物本身有时也许并不缺乏人性的优美之处，然而,当自然人性与伦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她总是自觉地依附原则而压抑感情。对薛宝钗来说,封建的伦理原则,也就是她的生活准则。第四十二回黛玉在行酒令中无意中提到《西厢记》中的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被宝钗抓住,趁机教训了一顿。宝钗自称,自己年幼时也曾一度热衷于读“闲书”,而怕读“正经书”的,而一旦成人之后,在封建家长的管束之下,她不但自觉地放弃了自己过去的爱好,而且以一付正人君子的面孔教训黛玉:“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长期的封建正统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已经使抽象的伦理原则变为了这个贵族少女的自觉行动,而使她逐渐失去了一个少女的天真、稚气和单纯。青春的热情正在她的身上收缩,退却为一种成年人的稳重和世故。平心而论,作为一个青春少女,宝钗对宝玉并不是没有任何感情的，连傻子薛蟠都能看出了自己的妹妹对宝玉有情。然而,在宝钗看来,婚姻大事完全要听命于封建家长,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她宁愿压抑自己的情感与天性，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原则,不做贾母所指责的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人,把自己的真情掩藏起来,而且还故意“远着宝玉”。虽然最后得到贾府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她终于成为了“宝二奶奶”,然而“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始终没有能得到宝玉的心。对薛宝钗来说,伦理原则永远比真实的生命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宝钗一生的悲剧根源。
正因为宝钗形象的实质特征是对封建伦理原则的自觉认同,所以我们说,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并不是一个“有心藏奸”的小人。在《红楼梦》中,钗黛二人的对立,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对立,也不仅仅是爱情关系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宝、黛爱情的不能实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宝钗的存在。宝钗也并不像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整天窥视着宝二奶奶的宝座——那实在是不符合宝钗一贯的性格。以宝钗的道德修养和她的处世哲学,即使宝玉最后娶的是黛玉，她也绝不会因此而气急败坏，她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她们往日的情谊,并仍然孜孜不倦地用自己的那一套人生哲学教诲那一对执迷不悟的人,使他们迷途知返。可以说,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并不是一个圆滑世故、满心奸诈的小人。她只是过分自觉地按照礼教的规范律己处世,消磨掉了自身原本的天性，让人感觉到有距离感。甚至有些虚假。论语有言，文胜质则史，文采胜过质朴，就显得虚浮，在宝钗这里，倒可以代换一下原句，规则，理性胜过质，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在32回金钏之死中，宝钗听婆子说金钏跳井死了，宝钗的回答是：这也奇了。宝钗关注的重点在金钏作为王夫人最疼爱的小丫鬟为什么会跳井，而不是在惋惜一条生命的流逝，接着，宝钗顾及姨妈王夫人的情绪，赶忙前去安慰，在听完王夫人加引号的真相后，她说出了对于金钏的死一点儿也不可惜这种话，在这件事中，在短暂的时间里，宝钗进行了相当周密的思考，她更加注重事情发展的真相，把最重要的人从事件本身剥离开来，除了个性因素，还暗暗的体现了宝钗作为和王夫人一样的贵族女子，对于奴才的性命不是那么看重的阶级性质。道是无情也动人，正照应了宝钗性格中稍显冷漠的一面。
宝钗的存在是一种伦理人格的存在。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她成为了宝、黛二人精神上的对立面,也酿成了她自身的悲剧。
如果说薛宝钗对现实社会伦理原则的自觉认同,构成了这一人物生存方式的本质特点的话,那么,多愁善感，孤高自许则是林黛玉作为个体存在的明显特征。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正如西园主人在《红楼梦论辩》中所云:处姐妹丛中,宝钗有其艳而不能得其娇;探春有其香而不能得其清;湘云有其俊而不能得其韵;宝琴有其美而不能得其幽;可卿有其媚而不能得其秀;香菱有其逸而不能得其文;凤姐有其丽而不能得其雅,洵仙草为前身,群芳所低首也。
林黛玉与薛宝钗不仅属于不同性格类型的人物,而且也属于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的两类人。在薛宝钗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伦理人格精神的表现，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下无数女孩儿们的缩影，虽然几近完美，但并不珍稀。而在林黛玉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朱门绣户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少女对自主人格的追求。这是我更为欣赏林黛玉的原因。
长期以来,《红楼梦》的读者评家几乎一致肯定林黛玉从来不懂不屑种种为人处世之道。认为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唯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激敌人和伤害中立者,以使敌人戒备,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至于谁该得罪谁不该得罪,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一切都根据她个性的好恶,凭着她感情的流转,毫无顾忌地任意而行。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人物形象时，不可脱离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家庭、成长背景将人物形象一味艺术化。也就是说，我认为不应该将出身名门、聪明灵秀，“心比比干多一窍”的黛玉简单看成一位任性小家子气的人。
无庸置疑,黛玉的确有想哭就哭,爱恼就恼的时候,全书数次多人提及她的小性儿、多心、爱恼人,这些事实便是传统解读的基础和依据,有必要略加辨析。
平心而论,“多心”并非林黛玉专利,红楼女儿哪个不是多心敏感的?贾探春为“偏的”“庶的”刺心,曾气恼地宣告“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史湘云则因贾宝玉原本好意的眼色,向自己的丫鬟发脾气“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一贯以稳重和平著称的宝钗,亦有“心重”之评(七十二回王夫人语)和“借扇机带双敲”之举(三十回),那么林黛玉对环境敏感、遇事想得太多似乎也不出格,更何况黛玉父母双亡，寄居贾家的大环境在前。
其次，黛玉的多心小性儿爱恼人有特定范围,主要是宝玉宝钗湘云三人,在其他姊妹特别是长辈面前,她几乎从未有过公开认真的弄性。毫无疑问,黛玉绝大多数的多心、小性儿是冲贾宝玉去的，宝黛这种心灵与形迹相背离的关系实质上是炽烈的爱情在重重压力下无法交流的特殊表现,是微妙而合理的爱情痛苦。就全书描写看,黛玉爱情的最大威胁来自有金玉良姻之说的薛宝钗,于是黛玉便过敏地防守着自己的领地,第八回黛玉主动探望生病的宝钗,本属闺中少女应有之友情,可一旦发现宝钗宝玉的亲密情形就陡然改观,一番指桑骂槐、借题发挥的讥刺;此外,黛玉湘云也有矛盾,比较典型的是第二十二回的斗气。宝钗生日,王熙凤暗示其中一个小戏子很象黛玉,大家都心照不宣,惟独心直口快的史湘云一口说了出来。宝玉怕湘云惹恼黛玉,好心给湘云使眼色,这在黛玉看来是明显的亲昵行为,故负气质问宝玉“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黛玉心底另一块隐痛。就是湘云挂在胸前的金麒麟。湘云是侯门史家的后人,还是宝玉从小青梅竹马的玩伴。黛玉的弄性主要源于爱情的自私和排他性,并非不善处世使然。三十二回诉肺腑确证爱情之后,再也见不到林姑娘多心小性爱恼人的毛病了。薛宝钗教导她不可看“杂书”,她心悦诚服,毫不见外(四十二回);贾母厚待薛宝琴,众人皆疑心黛玉会恼,可她却“赶着宝琴叫妹妹”,“直是亲姊妹一般”(五十五回);大观园中秋赏月,连湘云都抱怨宝钗薄情,丢下姊妹独自回家过节了,她却未有半句怨言(七十回),从另一角度补证了黛玉弄性的实质。
同时,即便爱情妒嫉心理造成的弄性也并非不分场合毫无节制地随意发作,而多半在背人的宝黛独处时。众人说小戏子象她,黛玉很伤自尊,认为这是“拿我比戏子取笑”,但她当时显然没什么出格反应,作品的描写是“众人却都听了这话,留神细看,说果然不错,一时散了。”场面气氛极其平静,黛玉与宝玉湘云的冲突是事后在各自房间，只等宝玉单独上门来寻才一吐为快,显然有极强的分寸感,颇注意时间和场合。贾府上下仅仅注意到宝黛的不和并将之视作无伤大雅的孩子气,随着年龄增长会不治自愈,并未构成对黛玉为人的反感,贾母王熙凤的态度就是典型。贾母把宝黛之间的气恼、拌嘴当成是小孩子的相处不和,精明的王熙凤也把他们的这种表现看成是“越大越成孩子了”,完全不构成对黛玉为人处世能力的否定。
总之,黛玉的多心小性爱恼人初看似乎扎眼,细究之下其范围、实质、后果诸方面均有特定指向,并未改变黛玉基本定型的处世原则和为人风格,更没有在贾府造成严重影响。
黛玉作为大家闺秀的待人接物与个人修养，与三春、湘云、宝钗等人是一样的，这是她的生长环境赋予她的特性。有了这样的认知，再来看追求自主人格的黛玉，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在《红楼梦》众多的女性形象中,能够被贾宝玉在精神引为知己的,唯黛玉而已。正如脂砚斋所指出的,宝玉“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胸臆,何等骨肉。”平心而论,在林黛玉所处的时代,她并不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更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造反者。她只是崇尚自然,要求个性得到发展,厌恶一切虚伪的东西,她的部分思想与她所生活的封建环境格格不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和宝玉产生了心灵的共鸣,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在礼教森严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没有一味屈从逢迎,没有把灵魂交出来任人宰割,而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这是我喜欢她的点。
林黛玉虽然初到贾府时,时刻记着母亲的教诲,第三回中写到，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对于贾府上下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以她的聪明灵性未必看不出,她只是不想卷入其中罢了。被讲刻薄的回答，她未必不知道怎么才是最优解，只是在尽可能的维持自己的自尊。在第六十三回宝玉过生日，众人玩占花名，黛玉抽中了芙蓉花，众人都纷纷说到除了黛玉在没有人能配得上这花了，芙蓉，即荷花，正暗喻了黛玉高洁、不染尘世、坚持自我的个性。像前面所说的，她对自我的坚守，也不是无限度的，在大场面，她依然表现出了一个闺秀应有的素质与涵养。
奉行伦理人格精神的薛宝钗,得到的是贾府上下的一致好评;而稍显任性的林黛玉给人留下的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印象和“尖刻”、“刀子嘴”的名声。在大观园中,她虽然在物质上享受着主子的待遇,也有看似不少的聚会，和姐妹们的玩笑日常，但她的心却是孤独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寄人篱下,孤若伶仃的生活,使她过于敏感,易于感伤。第二十七回，平日里“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便自泪不干的。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黛玉“有时闷了,又盼有个姐妹来说些闲话,及至宝钗等来望候她,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了。”(第四十五回)而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之后,黛玉从内心消除了对宝钗的戒心。因此,宝钗临走之时,黛玉特别叮咛:“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她的心实在太孤独了,哪怕任何一点温情和理解她都十分珍视。然而,宝钗终于没有来。于是,有了黛玉“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曹雪芹所描写的林黛玉的孤独,并不是封建时代常见的少女伤春的孤独,而是一种青春的孤独,一种生命的孤独,一种人的存在的孤独。“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词》所表现的正是一种生命孤独的深沉感叹。这种植根于人物心灵深处的深刻的孤独之感,正是个体个性的存在与他的生存环境对立的结果。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的这种孤独之感则染上了更为浓郁的感伤色彩。
在林黛玉的生活中,她和宝玉之间的纯真爱情,是她唯一的心理慰藉。这种真挚的感情虽然给她暗淡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但是,爱情并不能从根本上战胜孤独。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环境中,她和宝玉的爱情只能以一种曲折的,微妙的方式进行和发展,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并不可能畅通无阻,其中还不时受到“金玉良缘”之类的困扰。虽然“两个人原是一个心”,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中,“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了疏远之意”。(第二十九回)对黛玉来说,一种无家可归,无可依傍的孤独感,一种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绝望与悲哀,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减轻,而是使她承受了更多的生命与情感的痛苦。曹雪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让黛玉的孤独消融在儿女痴情中,而是在宝黛爱情的发展过程中来展示黛玉的孤独感,其目的正在于显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隔膜,揭示出自主人格与封建礼教的对立,表现一种人的普遍的生存悲剧。
在现实环境中,黛玉的心是孤独而痛苦的。在孤独中,她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内心化、情感化。在物质社会中,黛玉是一个弱者,而在精神王国中,她却是一个强者,她要以自己的存在,重建一个同现实相对抗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她也仍然执着的追求:“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林黛玉这一形象,正是通过内心化、情感化的方式,完成了她在现实环境中难以彻底实现的自主人格的追求。
古人语，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林黛玉以其自身独特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教社会中尽力完成自己对自主人格的追求,是我欣赏她多过于宝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