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秦二世继位“合法性”之谜 ——以《赵正书》《史记》等史料为例

雷子娴  22级人文创新班

摘要：秦“二世而亡”的原因，自古至今都备受关注，其中秦二世篡位暴政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史记》的记载中，有关于秦二世篡改遗诏的过程有详细的因果解释，因此秦二世继位“无合法性”成为主流的认知。但随着出土文献西汉竹书《赵正书》的研究与《秦二世元年文书》的发掘，对于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之辩再次兴起。本文通过对比《赵正书》《史记》等史料记载的分析，认为其内容的差别受到了客观政治环境与主观历史记忆的影响，但总体来看，《史记》所记载的史实的基本符合客观的，不能轻易改写。

关键词：秦二世《史记》《赵正书》合法性

一、史料内容抵牾带来的继位“合法性”之争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自成书以来，一直作为史书书写的典范，意义非凡。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指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①]也正因如此，《史记》作为信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权威。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中，详细记载了秦二世篡改遗诏、登基成为皇帝的过程，并且形成了一个相互印证关系。因此秦二世皇帝的继位是一场纯粹的阴谋，不具备“合法性”，一直作为主流的解释所运用。

随着对《赵正书》的研究，对于秦二世继位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在学界产生了轩然大波：《赵正书》作为出土文献，于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并于201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收录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中。《赵正书》的主要内容是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到秦亡过程中部分历史，主要是围绕着秦始皇、李斯、胡亥等核心人物的对话展开，间或夹杂作者感言。其内容与《史记》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便是在秦始皇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之上，《赵正书》认为秦二世继位是谨遵始皇诏令，是完全具有合法性的。由此，学界对于秦二世继位是否具有合法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抒己见，而随着《秦二世元年文书》的发掘：“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文书》，其中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秦二世言自身继位的合法性，强调“朕奉遗诏”，加之其与《赵正书》内容暗含的内在的逻辑支撑关系，让“合法性”的问题再添论据。

“合法性”之争如火如荼，笔者在充分阅读史料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做出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如陈侃理[②]、杨先云[③]、辛德勇[④]、李锐[⑤]、孙家洲[⑥]，认为其史实重构的内容是受政治环境与历史记忆的影响的，并认为《史记》仍是更具权威性与真实性，下展开论证。

二、政治环境与历史记忆影响下的史实重构

首先通过对比《赵正书》与《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可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相关篇章进行对读参证。通过逐条排比发现，对有些史实的记载，两者显然是同出一源，例如子婴说的谏言、李斯狱中的上述陈词，只是表达略异；但是关于事关大秦帝国兴替的一些大事，两者记载却迥然相异，例如秦始皇驾崩时的地点、秦二世继位合法性问题、最后秦始皇出巡随行人员确定等；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是一方面所独有的，而不见于另一方面的，例如《赵正书》中关于始皇死前的大段感言和与李斯的对话、《史记》中的赵高的谗言和秦二世杀蒙恬、蒙毅时的反驳陈词。由此可见，《史记》与《赵正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因此笔者推测司马迁与《赵正书》的作者所利用的史料大部分是相同来源，只是各自选择了更合适的内容。探究出现选择内容的不同就要从客观的历史环境与主观的历史记忆来看。

先来看《赵正书》记载的秦二世继位原因：昔者，秦王赵正出斿（游）天下，环（还）至白（柏）人而病……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 （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分（纷）争，争侵主……其（议）所立。”丞相臣斯昧死顿首言曰：“……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僇（戮）死，以佨（报）于天下者也。”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 （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⑦]

这段简单来说，就是秦始皇在出巡过程中病重，担心“吾子孤弱”，问李斯如何立储，李斯顿首表示永远效忠之后，以道远为由，请立随行的胡亥为太子，秦始皇同意了。从《赵正书》中内容可得，胡亥被立为太子是谨遵遗诏的表现，但却是带有匆忙性与随机性的，没有体现资质与品德的作用，而后文《赵正书》分析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时，也从这一原因入手，着重强调这种匆忙立储不考虑品行的弊端——胡亥的暴政：“杀兄夫（扶）胥（苏）、中尉恬。夷其宗族，抔（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出斿（游）天下。”[⑧]最后二世而亡后，作者发出了“胡亥所谓不听间（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的感慨。[⑨]

从此内容来看，作者对于秦二世的继位的合法性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作者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没有充分考虑个人资质与品行所带来的后果，强调的是立胡亥为储君的不正确性，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呢？

《史记·陈涉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话：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⑩]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天下苦秦久矣”矛头直指秦二世的暴政，因此陈胜进一步提出“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强调的便是当初定下继承人没有考虑贤能问题而引发的暴政，因此“公子扶苏当立”，这同样批评了秦二世继位的不正确性。根据整理小组的意见，从用字、语词和语法等方面看来，《赵正书》的成书年代可能是在西汉早期。而陈胜吴广作为秦末人，可见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秦二世继位是具有合法性的，不过选其为储君是不正确的。究其历史记忆的来源，可刚好与《秦二世元年文书》——作为向广大民众广而告之的即位诏书中的“朕奉遗诏”这句话相互照应。因此可知，历史记忆对于史实重构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次根据《史记》的记载来看，在汉代时最明确提到秦二世是篡位的是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

《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所说：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汙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柰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11]

刘邦时期的太子之争是汉初政治的一件大事。“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12]由此可知，刘邦想要废太子重立幼子刘如意，但刘邦此举遭到了功臣集团的集体反对。叔孙通直言“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叔孙通以胡亥篡位最终亡国的历史教训劝谏高帝不要更换储君。而刘邦“吾听公言”没有提出异议表明“胡亥篡位”这种说法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至少在帝国的统治集团中较为认可，我们现今虽然不能得知司马迁这段史料的来源，但我们可以确定：随着刘邦重立太子之心断绝，这种有益于巩固嫡长子继承的“胡亥篡位说”自然成为汉代所公认的说法。

虽然据前文所论“秦二世篡位学说”成为公认的说法，但在我们所熟知的汉代大家贾谊的《过秦论》中，却选择强调秦二世继位的不正确性，对于继位的合法性，没有做过多的评价：“秦王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作为当时文帝的近臣以及汉王朝的核心政治人物，贾谊应该对“秦二世篡位说并不陌生”，而他却选择了另一种说法，这应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结合来看。

熟知汉代历史的人，对于文帝的继位过程并不陌生，其继位并非高帝的选择，而是汉代功臣集团权衡利弊下做出的选择，其继位过程中本就存在“合法性”说辞的问题，而其中一位强劲对手淮南王刘长，最终因谋反罪而被流放而死，谋反一事的真实性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而这与秦二世篡位说中的胡亥杀兄扶苏夺得皇位太过相似，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因而出于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贾谊选择批评秦二世继位的正确性，也是可以解释的了。

由此可见，主观的历史记忆与客观的政治环境因素会导致了史实构建的差异性，因此《史记》与《赵正书》中关键内容出现较大差异便可以解释了——服务于作者的史实构建，但不论从权威性还是真实性来看，《史记》的史实仍是更加符合客观情况，下展开论证。

三、《史记》记载中真实性权威性比较

首先，从史料来源上看，《史记》是司马迁在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走访获取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参阅大量古文典籍、查阅档案及其他多种史料，并经过自己的增减、提炼、加工而成。在选择史料时，司马迁始终坚持“考信于六艺”“择其言犹雅者”来进行运用，[13]正是对于史料的如此严谨求证，让《史记》无愧于正史之首，其史料的真实性与价值也鲜少有人进行质疑。反观《赵正书》，因其作者不明，我们无从探查其文章的权威性与真实性，从前文分析来看，其史料来源的关键部分可能多来自民间“历史记忆”，与《秦二世元年文书》的相互印证反而更加体现了其史料来源部分的“口耳相传”的特点，就史料来源来看，《赵正书》在关键部分史料来源的丰富性与权威性是远低于《史记》的。

其次，从性质差异来看，《史记》的性质是无需质疑的，作为史官所撰写的历史强调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赵正书》的性质是到底是子史类作品还是小说之言，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就读者所读相关文章以及《赵正书》中“赵正流涕”这类较为夸张且有点魔幻色彩的描述，倾向与“小说”的可能性较高。无论最终是否会归属于“小说”，从性质来看《史记》更具权威性。

最后，不论是从史料的来源与丰富程度来看，还是从两者的性质来看，《赵正书》都是远远逊色于《史记》的，因此从史料价值来看，两者也不是能够相提并论的。笔者并不否认《赵正书》给秦二世继位是否具有合法性带来了新的视角与史料，但只就《赵正书》的内容与《秦二世元年文书》的内容相互印证，就主张《史记》记载的错误性，从而修改，这是不可取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笔者“秦二世继位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一观点受到了客观政治环境以及主观的历史记忆的影响，而这一观点的讨论也将会一直进行下去。但就目前来说，史记中提到的关于秦二世篡位的观点仍是具有权威性的，就像孙家洲教授所说的：“至少在目前，《史记》中所记载的秦始皇———秦二世之际的基本历史叙事框架，还不能轻言改写。”[14]

论及《赵正书》与《秦二世元年文书》等秦汉史的出土材料，我们也应肯定它们提供的文献价值，他们极大地补充了秦汉原始史料较少的缺点，丰富了秦汉史的相关研究领域，同样我们也要意识到简牍同样存在受制于个人、政治、社会等因素导致记载出现偏差的缺点，而不能作为出土史料就全面地相信它。总的来说，利用文献档案与出土简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坚持二重证据法，客观综合看待，是了解秦汉历史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方法，也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现代乃至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