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料中的主观性与史学研究中的主观性

陈姝茜  21级历史师范班

历史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交织。历史的主观性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由人通过语言、文字等方式叙述、撰写出的文献史料一定带有作者的主观性，二是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包括受所用史料主观性的影响、对史料的主观解读，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立场、价值判断等。

一、什么是历史学

要谈论题目中的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史学。历史与历史学是不同的概念，但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基础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其学科意义。其实从全球视角来看，对历史的记载与研究是源远流长的，在《史学概论》[1]这门本科生专业课中有学到一些相关内容。西方史学的起始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约在公元前430年，希罗多德撰写了《历史》一书，其中详细地记载了古希腊以及古代欧洲其他城市或国家的风土民情，其下卷详述了希波战争的起源、经过与结果，开创了西方史学历史叙述体的先河，是西方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史学著作，希罗多德也因此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中国古代的“史”，在早期多是一种对过去或当下事件的“记录”，从结绳记事到汉字发明，到周代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国别体史书《国语》，再到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汉书》、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等都是如此，且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修史书，都讲究秉笔直书地记录客观历史事件。

但同时，古代的史学家们及其著作的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一是他们几乎都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史记》中关于汉高祖刘邦身世的记载：“高祖......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这种妊娠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且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人，是无法得知是高祖如何诞生的，因此这明显是一段不实的带有主观色彩的记述。同时这也是世界上其他早期史学家撰写史书的局限，例如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虽然是一本开创性的史学巨著，但在其中也频繁出现“谎言”，例如“翼蛇”“独眼巨人”“淘金巨蚁”“一百座黄金城门”等看似极为荒谬的史实记载。古代中外史学都出现的这种在史实记载中具有大量主观不实色彩内容的原因不外乎两点：古代信息传播的局限性，史学家所了解的前代历史，大多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内容，缺乏真实性：对自然科学认识的程度较低，对一些现象或听说的历史事件缺乏科学判断真伪的能力，也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二是受统治者中国古代官修、私修史书各有其优劣之处，总体来说官修史书记载的事件更具权威性，又受到中央政权的保管，往往流传下来的较多，但官修史书多受到“礼”“名教”等约束，且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必然存在因避讳而“曲笔”、隐瞒的现象。即便是受统治者束缚较少的私撰史书，也有主观色彩过于浓厚、事件来源并不权威等缺陷。

二、史料的主观性

古代史官史家的各种局限性决定了其撰写的史料必然带有主观性。除此之外，从更深层次，更根本的角度来看，史料的创作者无一例外都是人，只要作为人，就永远摆脱不了主观性。

关于史料的主观性，这里想主要谈谈“日记”这类史料。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中笔者曾提出了一个对“蒋介石日记”史料价值的疑问：“蒋介石的日记，是研究蒋介石与其相关历史事件的一手史料，但蒋介石其人是否意识到了：作为民国时期政坛核心风云人物的自己，将来一定会以各种方式名留青史，而自己的日记一定会成为研究自己思想的重要材料。如此，他的日记又是否是可以完全相信的一手史料呢？”，针对这个疑问，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加上自己的思考，总结如下。

日记按照不同的使用方式，可以分为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2]、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两种类型。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可以视作无意史料，而那些被当做“著作”，准备身后发表的，甚至是在当时就供给他人阅读的，就归于有意史料。作为无意史料的日记更多地展现出作者私人的观点、思想、日常生活等，其“主观性”在对于某些事件的个人视角色彩浓厚，对史实可能会在个人的视角上进行描述和观点叙述，但不一定会歪曲史实；而作为有意史料的日记更多含有伪饰的成分，其“主观性”在于具有较强目的性，对某些史实事件会有刻意的删改和增补甚至歪曲的描述。根据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考证，分析得蒋介石日记主要为自用[3]，属于无意史料，这也就回答了笔者之前的问题。

但其日记中是否有伪饰的成分在呢？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因为日记的作者是重大历史人物,因此其日记肯定有重大历史价值。但实际上，一些重要人物由于身份特殊，忌讳也相应繁多,很可能出于避免日后生事等想法,不愿在日记中发表意见。虽然如此，但是作伪的史料有时也并不是全无用处。“有时从伪造者所提供的字里行间中，每每也能窥见某些历史真相。甚至可以从作伪的手段、方式、材料以及可能的动机出发，发现重大问题，提出极富价值的猜想。”²

除日记之外，前文提到的中国古代官修史书讲求秉笔直书的精神，事实上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直书”。《春秋经》：“宣十一年，楚人杀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其中主要叙述的一件事是楚国的楚庄王杀陈国乱臣夏征舒。对于“杀夏征舒”这件事，孔子以“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之因，称楚庄王的贬名，即“楚人”，后又由于“以贤君而讨重罪，其于心善”的原因，即虽然诸侯不得擅自征讨其他国家，但在周王室衰微的大背景下，这件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故称回“楚子”。这样的阐述在儒家看来是符合义理的阐述，但在我们近天的历史研究下不难发现它只重“义”而模糊了“事”。

在《左传》中有关于此事更加详细的记述，补充了“楚庄王县陈”“申叔时谏楚庄王”“楚庄王纳谏复陈”几件事情。二者对比可以发现《春秋经》漏略了楚庄王占陈的事件，由此可以提出一点疑问：孔子是否是有意漏略？《孔子家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其《好生篇》中写到：“孔子读史，至楚复陈，谓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那么孔子知其事而不书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左传》言：“书有礼也。”；杜预对此的解释是说楚庄王最终并没有占据陈国，而《春秋经》要书“礼”，故此举是为了在简洁有力的文章中最大程度上表达“义理”，因而“事”之真便很自然的被模糊掉了[4]。

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春秋经》是经过对史实的选择编撰而成的史料，其主观目的是表达完美的“义”，因此对史实的记述有可能出现漏略、倒叙等现象，史学研究在用到它时，需要像上文一样，遍寻多方史料进行考证分析，以剔除其中的主观性，使史学研究成果更为客观真实。

三、历史研究的主观性

相对于史料的主观性，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其实更难论述，因为作为历史研究者，最终目的是追求自己的研究成果尽量贴近客观历史的，但很真实也很残酷的一点是——依靠现在的历史研究方式，历史研究者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彼岸。原因上文也提到了，其一是我们作为人，永远无法摆脱主观性；其二是史料作为研究的基本素材，也具有主观色彩，但这种可能会影响历史研究的主观色彩，通过历史研究方法是可以被基本剔除的，其三则是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之间也是有壁垒的。这里我们以宋教仁案的历史研究为例。

从师范专业的视角来看，现代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类教育考试的内容都渗透了国家立场，所以从教材、考试题目以及答案中可以窥见不同时代下国家，或者说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与立场。初高中历史课程中没有涉及宋教仁案的内容，因此我们从最重要的历史考研教材和教辅书中初步了解，当下主流观点对宋教仁案的判断：“袁世凯在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袁密令派人刺杀了积极推进议会政治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5]“不料，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歹徒暗杀，死于次晨。刺杀宋教仁的案件很快水落石出，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自己，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下令刺杀宋教仁是二者主要表达的观点，也是考研笔试的标准答案，这就代表目前社会学界的普遍观点还是袁世凯是宋教仁案的主要凶手。

但其实，近年来对宋教仁案的研究中，出现了很多别的观点。比如研究宋案的尚小明教授表示，早期关于宋案的研究受到了革命史观的影响，多认为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原因是当时袁世凯受到国民党将要执政、自己的专权之梦将要破灭以及宋教仁四处宣扬自己的专权目的的冲击。尚小明教授在《宋案重审》中做出的研究表明：洪述祖是策划刺宋的唯一主谋，袁世凯只与宋案的一些环节有关系，而宋案的其他环节又是导致刺宋发生的原因[6]。现代的一些其他学者，也随着对新史料的辨析，和研究史观的变化，对宋案的真凶提出了其他假设。

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主观性，除了受史观、史料等的影响之外，历史研究还必然受研究者主观立场及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如部分中外历史研究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分歧、部分中日学者对于近代日战争中研究上的分歧等，这都是影响历史研究的重要因素。

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石，该如何看待史料中的主观性，又该如何正确从史料中尽量提炼出客观的事实从而应用于史学研究之中呢？作为历史研究者，抱着史学研究要尽量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最终目的，又该如何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努力避免自己主观性的影响呢？

四、思考

北京大学的赵冬梅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真实观”，她以孔子、李沆、冯守信、孙汴等人的例子表明了：中国古代的史官是有秉笔直书的精神没错，但是在时代的局限性下，他们自己的“真实观”是可以为了表达“礼”而有选择的书写历史事件或当下事件，所谓“国恶不可书”，乍一看是违背历史书写原则的，但这句话仍然体现在当下各国的历史书写中。比如，蒋介石在1925年曾经表达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但我们的宏观叙事故意将这部分忽略掉了，一并忽略掉的是当时的现状逼迫蒋一步步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这很明显的就是在上文提到的中国史官的“真实观” 下的历史书写。

古今中外的史学家为了解决史料和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形成了数不清的流派，表达过数不清的历史研究观点，但可以说没有人真正解决这个主观性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是否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因而在人类研究历史时，永远无法跳出这个局限。这个想法或许有些悲观，或许在未来依靠量子等科技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或条件下重现历史事实，甚至历史真实，但当下的历史研究者们还是要踏实进行历史研究，在夯实史料的基础上，贯通历史研究方法，理解史料、深挖史料、精研史料，然后尽力站在客观真实的立场上，投入追求努力贴近客观历史真相的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