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
高凌飞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万历十五年》是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1976年完成的著作，最初出版的是英文本（《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本，200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增订本。该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发人深思。
《万历十五年》从无关紧要的1587年入手，正如开篇和文末所说的——“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十五年》通过描述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位的人生经历，来揭示明朝衰落的原因。黄仁宇认为这些人物皆曾与明代落后的道德礼仪制度抗争，但终以悲剧收场。
明朝治理天下，礼仪起着巨大的作用，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幼时登基，便在慈圣皇太后和张居正的影响下，学习明代的礼仪与道德。然而追溯到 1587年——常洛出生的第二年，他为了心爱的郑贵妃决心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对抗文官集团。结果以失败告终，这促使他走上了一条长期与文官集团冷战的道路，即“无为”的怠政。而万历皇帝的怠政是长期与文官集团对抗失利后所做的最后抵抗。可以看到文官集团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强迫万历皇帝摒弃个人意志，接受以道德为精神支柱，以文牍为管理方法的帝国体制。身为一朝天子的朱翊钧在以上种种与文官集团对峙失利的形势下，忧郁无奈，在青年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寝，谒陵后30多年再未走出紫禁城，充当一位活着的祖宗。
大明一朝最卓越的政治家张居正身为元辅、帝师，其生前得到万历皇帝的绝对信任和无上恩宠。这在当时是他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推行各种改革的资本，再加上他的智慧和勇气，使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万历中兴。然而，“幼主强臣”，犯了封建王朝的大忌，导致结局人亡政息。其实，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重整朝纲，也不过是对洪武时期的旧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给垂死的帝国服了一剂强心剂。尤其是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伤害文官利益聚合体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好处为代价的，这个郁积在其强势的生前没有爆发，死后即被清算。纵使张居正生前雷厉风行，振衰起敝甚是痛快，却也无法在数目字上精细管理。在一个人情、血亲固化的单一意识形态体系下，贤贤必定受到亲亲、尊尊的排斥和挤压，帝国需要以均衡的姿态维持天朝的一统，改革的粗疏只能让隐藏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
“世间已无张居正”，使帝国失去了重心，犹如航船失去了方向，而这时，大学士申时行的出现缓和了时局的紧张局势。申时行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深刻地认识到为了重新实现文官集团的平衡，必须首先倡导自己的善意以协调文官集团“阴”“阳”的张力，促成团结合作。所以，他决心做和事佬，全然没有前任趾高气扬的姿态。对他而言，“和稀泥”是一门技术，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至少从他个人的利害关系上是这样的。尽管有时被指斥为“首鼠两端”“左顾右盼”，然而他淡然笑之。他的诚意体现在努力使得各种人才都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长处，而首辅本人则对文官集团起着感化和模范的作用。他在行政上的举措，往往施之于微妙的人事安排，也从不多加渲染。这一切，表面上使得帝国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蹒跚前进，有望重新奔回正道。然而，实质上却没有真正解决任何的争端，内里早以溃烂不堪，只是在静静等待一个导火线爆发而已。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富有传奇性的人物，腐败中的神话。他的一生充斥着是是非非，但就其追求和品格而言，他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海瑞恪守传统儒家道德，成为圣朝的点缀，但最终没能看破官场的阴阳之道，每次为官开场时皆轰轰烈烈，结局都匆匆离场，时论戏之为“古怪”“志大才疏”。海瑞“意主于利民，然行事不能无偏”，在任职南直隶巡抚任上，处理民事诉讼其司法判断极为简单，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海瑞请求判决，十之六七，也要凭借道德的标尺，以“善”或“恶”的名义做出裁决。海瑞的悲剧在于，他的个人操守和正直只能成长为丛木，不可能形成森林，他缺乏一种前瞻性的智慧，他无法管窥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阳面上奉行儒家伦理，实际操作执行另一套方法。影响了中国千年的儒教固化了海瑞这样道德化的人物，在其个人牺牲的基础上，社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这是清官之幸与不幸。然而，海瑞对于时下也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仍然鲜活地存在于各种影视文本以及大众社会的集体记忆里。
戚继光是大明朝的一代将星，也是一位孤独的将领，这一切都源自于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和求实精神，表现于革新却不与传统距离过远。当时，明朝太祖开创的卫所和军户以及零碎的补给制度，早就适应不了国防战争的需要，陈旧不堪。然而这个帝国的君主专权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能寻找种种妥协的办法来做局部的修补，维护一统。戚继光的聪明在于他看到了妥协无可避免，组织上既然走不通，就从私人关系上谋划。作为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戚继光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没有把自己人事上的才能当成个人晋升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抵御外侮的手段。他接受时局的社会现实，在政治许可的范围内革新军事技术，讲究实战，并以实用的精神尽力操办。而他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蓟州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大明文官节制武官的成例注定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帝国也失去了重振军备的最好契机。以后，白山黑水间崛起的八旗军取代本朝，则是迟早的事情了。
在李贽所处的时代，伦理道德对日常生活的僵化控制已使整个社会渐趋凝固。李贽信仰自由，非常厌恶当时的伪君子、假道学。李贽渴望改造社会的愿望是强烈的，但这种关心又是极为矛盾的。他一方面拒绝传统，另一方面又难以同传统彻底决裂，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李贽在内心有一场持久而剧烈的自我交战，是一个自相冲突的儒家。李贽的不幸在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游离的意识形态，更不能出现自由放纵的思维，甚至怀疑这一道德意识形态的行为，一旦出现，就将是帝国构架的大敌。帝国的体制必须要求单一平均同质静止的存在，而绝不能出现开放自由多元形态，这也直接引致了李贽的狂躁和怪癖。参破生死幻梦纠缠的哲学家终于以剃刀自刎，“七十老翁何所求”。在某种意义上，李贽的这种痛苦也是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每个人的痛苦。
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五份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则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
黄仁宇写作本书的目的，重在说明“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原因在于“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历史”观的史学新论，也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待历史”。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他的“大历史”观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这种大尺度的研究历史，可以得出清晰而自然的历史脉络。同时，“大历史”观也是从技术的角度通过对典型历史人物进行分析，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因此，用这种拉长的视角和技术的角度观察明代晚期上层人物，他们限于时代格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最终也改变不了大局。
《万历十五年》不是专题史，不是断代史，也不是编年史，而是将历史上无大事可叙的、平平淡淡的一年（1587年）作为横切面，从不甚为人注意的末节，引出一个朝代的兴衰。黄仁宇在谈到自己写作《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
学术界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存在争议。首先，它的学术价值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有待商榷。如书中对史料解读的问题，在学界引发讨论。潘叔明和许苏民在《<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指出作者对李贽著作做了掐头去尾进行描述的问题。具体是李贽对海瑞、蔡文姬的评论、李贽赞扬寡妇守节问题、李贽思想性格及思想的人民性问题等的错误解读，同时将李贽写成一位消极苦闷的思想家也并不符合史实。陈梧桐在《<万历十五年>质疑》中指出作者对所征引的史料多有误读、歪曲或篡改之处。如：第五章作者认为海瑞为母亲做寿买的肉是猪肉的理解，与《明史》《海瑞集》《国朝献征录》文献记载的“肉”的概念不符，加之海瑞是回族人，更不可能食用猪肉。出现这样的史料解读，提醒每位学者的研究更加严谨，以免产生更多疏漏误解之处。
综上可见，《万历十五年》作为一本畅销书，有其独特的大历史观研究视角、形象生动的叙事风格等优点，吸引诸多历史爱好者阅读。但也存在史料的解读问题和总体悲观基调的问题。因此，读者需要有自主分辨的能力，汲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并对其中的谬误进行勘正。
【参考文献】
[1]郝莉：《史书贵在真实——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新远见》,2012年第8期。
[2]刘秋雅：《太平下的危机——读<万历十五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3]刘昕：《“大历史”背后的人物命运——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0期。
[4]文波：《试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万历十五年>》,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朱晓鸣，易承志：《历史的逻辑与<万历十五年>——兼论其中的某些疏漏》，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