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李树栋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稿，同年11月、12月《改造》杂志第四卷第三、四号曾部分摘登。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1月初版。初版时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我所看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出版的。从属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全书除旧版的自序、各章节外，还有戴逸的总序，回顾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肯定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过渡的作用。总结20世纪三个主要特点：第一，进化史观的引进。第二，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第三，理性精神的张扬。同时对一百年中国史学做出了阶段划分：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笫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弅的对彖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笫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但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了 咐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笫四代史学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学从又化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投。一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史学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二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触，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史学理论、史学成果大量拥来，刺激了人们对中国史学的探索。一篇总序就概括了一百年间中国史学发展脉络，并且对各个阶段史学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让人印象深刻。使我对梁启超所做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背景上的认识。
梁启超先生，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1918年开始，专注于《中国通史》，甚至过度导致吐血数次。1920年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大量论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三项重要的理论论问题：关于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迨；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主要论述两项理论问题，史家的修养，专史的做法。以上五项合起来，就是梁启超构建的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是梁启超敏锐地输入、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同时又总结、发展中国传统史家的理论主张而形成的。
首先是关于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迨。历史是对人类社会连续活动的记录，其主体是“人”，包括人的情感、理智。意志等等。其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最少也是社会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单独的人。并且不同于仅供君主帝王专读，而是适合于所有人，即“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修史的目的便是是国民意识到现在与过去将来的因果关系，并且使其受到丰厚史学的影响，“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并且系统地提出对旧史改造的意见，从史书写作对彖、史家的视角、史家的客观态度、史书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等六个方面，对比论述新的史著与旧史的不同，指明由改造旧史到创造新史的途径。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改变旧史为帝王或特殊阶级服务，而为国民服务，改变旧史与现实生活割断联系，使之与当今社会进步密切相关。
第二是论历史的因果和动力。人与动物不同，先代指导暗示，能够记诵或者记录，传诸后代。从远古初民的神话传说，到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政书等体例完备形成。梁启超将其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纵观几千年历史专著成果，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与论述自然因果规律不同，历史规律决不能绝对化看待，常常是以时间、空间还有人类活动为基础所变化的。梁启超肯定了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似乎太过于夸大人的作用。
第三是史料的搜集与鉴别。这对史学者有很深的指导意义。何为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何得史料？“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即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
史料如此广博，如何搜集鉴别是大问题。梁启超提出一整套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 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除了长存疑惑心和广泛搜集比较之外，对于散逸的或有意隐瞒的，就需要寻找证据补充，并且侦查其中的蛛丝马迹，以求获取较为准确的历史样貌。
鉴别史料方法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史料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历过无数人的加工，并且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受制于时代的主流观念，所以鉴别史料要突破固有思维，细细思辨。“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但是很多时候找不到有力的反证，对于这种情况：“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对于同一件事史料矛盾该怎样选择呢？“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但是不免会产生错误。除了乾嘉学派的考证法以外，西方近代所用的归纳研究法也是受到梁启超推崇的。
再一个是考证伪书，对于鉴别史料也很有益处，主要有十二点：“一是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二是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三是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是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是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是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七是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是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是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是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 即能断其伪者。十一是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是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
第四是有关史家的修养。刘知几曾提出史家三长：史学、史识、史才，后章学诚又增加史德。梁启超对刘、章的总结进一步提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情感。他发挥章学诚的观点，提出“史德”是指史家心术要端正，毫不偏私，做到忠实、公正。要达到这种境界，需时时克服盘踞于头脑中的主观成分。史家极易犯的毛病是：“夸大”、“附会”、“武断”。必须力戒这些主观上的毛病，做到“鉴空衡平”公正无私。关于“史学 ”，梁认为，由于历史范国极其广博，治史者欲求无所不通是不可能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是：贵专精不责博杂，同时还要懂得常识。治史者应确定专攻的目标，专精决定自己的成绩。万法是：勤于抄录，长期积累，练习注意，发现问题，逐类搜求、跟踪追寻，“史识”，是指“历史家的观察力”。研究历史，要注重“求关联的事实”，因而凡是对研究问题稍有帮助的材料，一点都不可放松。历史家的观察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由全部到局部，你所研究的是局部问题，但不要忘记局部是全体的一部分；再由局部到全部，局部的事件或个人，要考察他对全体的影响。培养观察力的万法：一是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二是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要长期实行，不可放松。“史才 ”，是讲“作史的技术”，包括组织的才能（体裁体例、篇章结构）和文采。 组织的才能，是指形成全部书或一篇文章的结构的技巧，能够把许多材料整理包括起来。一是要讲究剪裁，在搜集到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决定取舍，去其渣滓留其菁华”。二是讲究材料组织连缀的能力。关于文采最重要的是做到两项：一是“简洁”，二是“飞动”。要培养优秀的史才，就要敢下苯功夫，“多读，少作、多改”，写作要谨慎、郑重。长期下苦功夫，最后写出的历史文章或著作，就能提高它的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着重的是专史的研究，区分为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 专史，断代的专史；分别作了概括性的论述。着重讲述了“人的专史”。《清代学术概论》则总结了明清到20世纪的学术思想的变化情况。论述了三百年间各个时期的思想演变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了大量学者的历史地位。既有宏观又有微观，非常清晰。
读了梁启超先生这本史学入门书，可以说对历史研究的方法，史料的搜集考察都有很深的感悟，同时也深感史学家的重要责任，并且为我以后的学习道路树立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