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中关于门阀政治说法的思考
王睿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19级历史系）
摘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的汉学家鼻祖内藤湖南在他自己的演讲《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第一次提出了唐宋变革论的思想。经其弟子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进一步发展，在日本汉学界引发激烈的讨论。我国历史学家们经过充分研究与探讨，一般认为唐宋之间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否发生过大变革仍需探讨。但其中一些观点如对唐宋之间影响中国许久的门阀士族彻底灭亡等观点认同和接受的程度较高，也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唐宋变革论门阀士族衰亡
一、唐宋变革论的主要观点
唐宋变革论主要认为唐宋变革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全面的，彻底的变化，使得唐代成为了中古的结束，而宋代成为了近代的开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向西欧学习，受欧洲历史分期方法的影响，而正如李华瑞教授在其文章中所言，唐宋变革论正是内藤湖南采用西欧历史三分法的方法来给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及近世三段。二战之后，其弟子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也适用于中国历史。即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近世”的概念，认为宋代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是近代的开端。唐宋变革论引入中国后，引发学术界的讨论。其重点主要是唐宋变革论中有关于变革的性质问题，而所占篇幅较大的政治部分如门阀政治在唐代彻底走向衰落灭亡，中国政治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仍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新考虑和认真分析其说法正误的地方。
二、南朝到唐中期门阀士族势力逐步衰弱
唐到宋是一个从受门阀政治影响逐步转变为完全的君主独裁体制的过程。东晋时期是十分独特门阀政治，甚至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君权严重的受到了门阀士族的制约，但迫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虎视眈眈及皇族势力较弱，皇帝又十分依赖于当时的各大家族，例如琅琊王氏和司马睿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司马睿都对王导恭敬有加。琅琊王氏与司马睿的君臣共治的关系和方法为东晋的门阀政治开创了先河，之后东晋的百余年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种奇妙的平衡关系。之后的陈郡谢氏，颖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殷氏,汝南袁氏等等都在其鼎盛的时期与皇帝共治天下，各门阀士族地位日益提高，甚至影响皇帝的废立问题。这一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现象直到隋唐时期开始减弱。但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势力较弱的皇权与势力强大门阀贵族以及对南方东晋政权虎视眈眈的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了独特而又微妙的平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诞生门阀政治。我个人也认为东晋形成门阀政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东晋政府的军队较少。例如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东晋政府“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琰，安之子也。”
可见当时抵抗前秦先锋部队的是陈郡谢氏的部队，而在负责在长江上游阻断巴蜀地区前来支援的前秦军队的则是龙亢桓氏的军队。这就体现出当时东晋的政府军可能存在着实力较弱或人员不足的情况。而且皇帝也没能掌握军权，东晋最重要的北府军最后彻底被刘裕控制，最后这正是这支东晋最锋利的矛葬送了东晋。但到了隋唐之际，皇权得到加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皇帝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更强，就算到了安史之乱后实力大大衰弱的中晚唐，中央对地方仍能够占有一定的优势，甚至在面对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时，唐政府都能调动部分藩镇的军队进行镇压。在官吏选拔方面，六朝以来一直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的权力完全被世家大族控制，以至于类似“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说法广为流传。而隋唐以来破此旧制，实行了科举制度，大大打击了世家大族的政治资本，拓宽了平民百姓们的入仕途径，使朝廷大臣中门阀士族所占的占比和总体数量均逐渐减少。
但门阀士族的衰落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在唐代的早期甚至中期，门阀士族都仍然保持着较为强大的实力。一个十分经典但又恰当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时期命人调查贵族谱系，结果谱系上写的北方的一流贵族仍然是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而贵为皇族的陇西李氏却只能位居三流，唐太宗愤怒的将代表皇权威严的陇西李氏也提到了第一流的位置。其中一个原因是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仍然是贵族性的科举，这种方式直到宋代科举誊抄制和糊名制的发明才发生巨变。总而言之，在唐代时，门阀士族依靠培养后代在朝中做官来巩固发展家族，相比于寒门子弟，门阀士族子弟们更容易走上仕途。通常朝中的官位都由上层家族把控或影响，势力较大的家族其子弟出仕做官往往更加容易和轻松一些。由此可见，至少在唐代初期，门阀士族还保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产生影响，门阀士族在民间保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对政治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
三、中唐到宋代门阀士族彻底灭亡
在民间和朝廷都有很大影响力和实力的门阀士族们从中唐开始彻底走向了灭亡。门阀士族的灭亡是一个过程。第一步是门阀士族在经济方面的崩溃。经济根源在中唐以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唐中叶以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发生了严重的破坏和动摇，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均田制彻底瓦解，导致门阀士族的土地失去了制度上的保护，经济来源不能得到保证。况且在北魏最初施行均田制时，对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的责罚就并不严重，北魏政府对土地买卖的态度实际上是禁而不止，导致土地买卖盛行。而到了唐朝，这已得到了法律上的支持,如“诸卖口分田者，一亩苔十，二十亩加一等， 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 者，不用此律。”由此可知可知唐代放开了口分田买卖。在这种经济政策下，为门阀士族保住自己原有的土地增添了许多难度。而且唐代实行诸子平分家产的制度，且受到唐律的保护。这就使门阀士族在难以保持住既有土地的情况下土地越分越破碎，越难以保持。最终门阀士族失去了经济来源，没有物质的保证让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更加减弱，使士族们最终的覆灭难以阻挡。
第二步是门阀士族在人员方面的凋零。中唐后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削弱，但如崔氏，裴氏，卢氏等大家族仍有大量的族人在朝中担任要职，在朝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而真正彻底摧毁门阀士族的是唐末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唐末爆发的最大规模的黄巢起义和以前爆发的安史之乱等最大的区别是一手造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仍想依靠拥有政治资本和一定话语权的门阀士族和已有的官僚机构尽快建立稳定的统治，而黄巢则发起了对官僚集团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黄巢的起义军曾两次攻进唐朝的首都长安，当时门阀士族为了在科举考试上获得更多的便利，大量的在长安附近居住。而从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到各路蕃镇唐军消灭黄巢的大齐政权的几年里，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据《旧唐书》记载，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的三年时间里，虽然在城内屠戮无数，但是长安城的主体建筑仍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但在公元八八三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各路藩镇军队攻破长安后，放任手下纵火长安城，以致整个长安“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一片狼藉。长期的战乱，屠杀，使北方的世家大族的成员大大减少。美国学者谭凯依据对唐代墓志的分布和对墓志内容的统计分析也同样得出了最终是农民起义葬送了门阀士族的观点。谭凯在其著作《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中说在黄巢起义之后，门阀士族基本被消灭殆尽。代表着贵族身份的墓志在黄巢起义过后，因门阀士族四处奔亡，已很少有人还拥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力为家族的人员安葬、撰写墓志文等，所以墓志文的数量急剧减少。因而谭凯得出了门阀士族走向灭亡主要是因为唐末农民起义的结论。如果说唐末的农民起义使门阀士族的人数大大减少，元气大伤，那么由朱温发动的白马驿之祸就成了压垮了门阀士族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九零五年（唐哀帝天佑二年），“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宜投于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白马驿之祸不仅清除了唐王朝最后的政府势力，也清除了门阀士族最后的政治资本。仅仅出自裴氏家族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被杀，可以说白马之祸是敌对集团有计划地消灭门阀士族的行为。白马之祸过后，门阀士族的政治资本被彻底清除，门阀士族也从此一蹶不振。
第三步是门阀士族在观念上的崩溃。唐代以来，门阀士族虽然渐渐缺少了制度保护，实力逐渐削弱，但门阀观念却仍然存在。唐代初期门阀观念还仍深入人心，唐初时存在清河崔、博陵崔、陇西李、赵郡李、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七大家族，时人称为“五姓七望”，在社会上地位崇高，各种唐传奇中都曾记载很多人感叹平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娶五姓女。这足以侧面佐证当时崇拜门阀士族的社会风气。这种情况同样在唐代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黄巢起义，朱温之乱使北方长期陷入动荡，不仅严重破坏了门阀士族的土地等，也将北方门阀士族引以为傲的族谱所毁坏，使门阀士族在对自己家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方面大打折扣，甚至与寒门无异，使门阀士族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门阀观念遭到了强烈的动摇。另一方面，随着唐代国力的强盛和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迎来了古代教育最发达的时代之一。盛唐时的在校学生人数：“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当时不仅拥有国子监这一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来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领导，还开设了如律学，医学等种类繁多，实用性强的各类学科，为唐朝培养了各类人才；并且还有大量来华学习的留学生,《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载太宗贞观之际“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唐代的私学也同样遍布城乡。总之唐代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使得更多的平民子弟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而使教育资源并非仍由世家大族垄断，开始向平民子弟慢慢倾斜。而随着科举制的慢慢完善，随仍然是门阀士族的子弟更容易当选进士，但毕竟也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有了入仕的途径，有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舞台，百姓与门阀士族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这些都使百姓对门阀士族的崇拜之情慢慢减弱。到了五代时期，人们就基本重看才能而轻看出身了，门阀士族最后的底线门阀观念也慢慢消失了。
宋代刚好处于门阀观念消失之际，宋代的政治虽然在很多地方承中唐之制，但已基本不见了门阀士族的影子。北宋建立之初，出身于传统门阀士族高官就很少了。门阀士族在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后彻底消失了。在东晋及以后的朝代，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是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从唐到宋，门阀士族不断衰弱，则必然对应皇权的不断加强。唐代时仍采取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往往出自门阀士族，对皇帝的命令有的时候也并非完全服从，尤其是行使封驳谏议之权的门下省。但到宋朝时，宰相开始由辅佐皇帝处理政事慢慢变成皇帝的秘书官，皇权比起之前大大的加强了。而后随着中央集权，皇权的不断强化以及科举制的日益精密完善，租佃制的广泛流行等诸多复杂的因素使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新的门阀政治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扁平化的社会，门阀士族消失，皇帝与人民直接相对应。正如宋朝社会所推崇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那样，寒门子弟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处理政事的大臣，选拔官吏更看重能力而非出身，门阀观念被彻底打破，真正的应了那句脍炙人口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日本汉学家在发展完善唐宋变革论中对唐宋之际的政治变化有其正确之处，在东晋时期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门阀士族确实从南朝时期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并且到了唐朝，因为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土地买卖更加频繁，日益完善的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等情况下，门阀士族赖以存在的制度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导致了其衰弱。而中唐以后的各种农民起义，长时间大范围的战乱等彻底摧毁了门阀士族的存在基础，使门阀士族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够对政治产生大的影响。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唐宋变革论的不足之处，因为中国古代并非完全如内藤湖南所言，唐代以前就是贵族政治，而自宋代起变成了君主专制。而是中国古代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开始就进入了君主专制的时代，只是在东晋时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形成了特殊且短暂的门阀政治，且就算在门阀政治最鼎盛的东晋时期，也并非政局完全由门阀士族把握，而是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矛盾，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所以说唐宋变革论中认为唐代之前中国政治为贵族政治是错误的。门阀政治只诞生且存在于东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日后门阀士族只是对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一些影响，再也没能形成真正的门阀政治。这也就说明《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认为从六朝到唐代中期都是贵族政治的最为繁荣的时代的观点存在明显的不足。值得我们在学习时再三注意和思考。
参考文献：
【1】宁新志，朱绍华门阀士族的衰落于衰亡的原因{A} 河北学刊2002.9
【2】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A}古代文明2018.1
【3】《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
【4】《新唐书》卷四十五志第三十五
【5】《旧唐书》卷一八十九上《儒学传序》
【6】《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卷二百六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