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的文明中心观，即是表明在所知的地理范围内，有部分区域主体对于居住地区的开发，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较之周边区域更为发达，斗转星移，因此当地人群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自己所在的部落、亦或王国为中心的自豪感。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文明中心观对于国门渐启的意义，探讨文明中心观对今天社会的现实意义。
所谓的文明中心观，即是表明在所知的地理范围内，有部分区域主体对于居住地区的开发，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较之周边区域更为发达，斗转星移，因此当地人群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自己所在的部落、亦或王国为中心的自豪感。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幸存者——中国，有着实际上只有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但是在曾经繁华而又动乱的历史长河当中，相较其他文明的中断，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绵延发展的动力，而这其中便有文明中心观的存在。正如林惠祥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的观点：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伐，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而在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自然环境进一步造就了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而其他民族受地理位置和相关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游牧经济下形成了落后的游牧文明,因此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领先地位，标志着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区域的存在，进而便有了华夏中心观。我们总是称自己为华夏族，是炎黄的子孙，这便是在不自觉中继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文明中心观贯穿着中国人的思想，贯穿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始终，古语云: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东周的都城，夏至日时，日下无影，于是中国人便以洛阳为中心，伴随着对外征战的胜利，周人控制范围逐渐扩大，与周边民族发展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显示了在武力之外的文化上的优势，进而产生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在《礼记·王制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于天下的看法，即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天下四缘不过是人们所了解的区域，东抵大海，南及海滨，西到葱岭，北至草原大漠。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即我们说的四夷，便成了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原对于四周蛮荒之地的代称。事实上夷夏最初也只是用于地理上的区分，《说文·大部》中说“夷，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也泛指四方之民”，而与四方相对的四方之中即为夏，中原华夏，在长期的文化历史发展中，夷逐渐固化为落后种族的代称，而在这个过程中，夷夏之辨悄然而生，古老的中国人从辨别地域、种族等具体的事项，逐渐演变为辨别尊卑、亲疏、内外等更为抽象的内容。这也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中国近代国门被打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从何开始，史学界有很多看法，鸦片战争开端说、明清之际开端说、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端说、辛亥革命开端说……在这里笔者将采取目前通史课本中普遍应用的鸦片战争开端说，即从1840年开始，试析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心观——夷夏观之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众所周知，这场打开中国国门，将中国一步步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窘境的战争，英国人却普遍称之为“通商战争”。我们说这场战争是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导火线的，其实这场以掠夺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倾销工业商品的贸易战争早在1792年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为乾隆帝祝寿为名访华的时候就开始铺垫，对于马戛尔尼的到来，清政府拿出最高接待礼节予以欢迎，然接送他们的北京轿船上悬挂的却是“英吉利贡使”这样的大旗，我们深知此时的英国并非是作为我们的藩属国前来进献贡品，所以英国人对此心存芥蒂。其次在觐见乾隆皇帝时，马戛尔尼想以英国最高礼节单膝跪地的方式，示以他对乾隆帝的尊敬，却使行三跪九叩礼的清政府不满。双方妥协后，马戛尔尼最后提出了他此行的真实目的，但是其关于通商的六条要求，被乾隆帝以“天朝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上国茶叶、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强烈拒绝。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由于经济的发展，早已形成了早期的世界一体化思想，它认为整个世界可以为其工厂提供原料和倾销产品的市场，而它作为世界贸易中心可以为全人类提供所需商品，因此它对于自由贸易的想法始终没有中断。1816年阿美士德带着通商的意愿再次访华，同样是因为礼仪之争而再次被拒。这一系列事件给予了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一条重要借口：清政府侮辱英国使节、商人。对于英国派遣外交使团到中国来的外交礼仪之争，我们不难看出里面充斥着清政府作为天朝上国对于英国的民族优越感。可能我们会问，倘若当年的中国政府没有因为夷夏观念而失去近代外交的机会，鸦片战争还会开启吗？这个答案似乎是有待商榷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个以清王朝为中心的文化中心观念间接促成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中国的大门被逐渐打开。
19世界60年代中国人秉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开展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而后维新派的康有为又借以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宣传孔子托古改制的主张并以此来宣传变法。值此种种措施只为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却不得不对坚守夷夏观念的顽固派做出妥协，无论是先辈骨子里的封建观念又或者是出于自身利益，从中我们又再次感受到夷夏观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国门被打开后，想要挣扎发展的打压。当坚船利炮一次次攻入中国腹地，当一份份协议将中国瓜分吃空，当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这种文明中心观念却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中国人的满腔热血，当谭嗣同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感慨时，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固有的民族自豪感虽然淡漠，但为重新找回民族自信的心志却不断激励他们为民族复兴而奋斗。这也就促使着国门的开启由被动走向主动、中国人的对外思想由闭塞转向开放。
结语：文明中心观，既是中国的中原地区对四周蛮夷的一种看法，也是中国作为东方在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种较量，不可否认，中国确实是盛极一时，而文明中心观所蕴含的精神动力，对与中国几千年来灿烂文明的历史的尊崇与保护却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正因如此而引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如果不能正确利用，理性对待外邦及其文化，则会产生盲目排外，复古逆流，其结果只能是落后挨打。而随着近世现代化的发展，科技的发达，人们的思想开放，当代中国不再是以一种被动开启国门的状态展示中国的形象，而是以主动输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模式发展大国事业。随着中国铁路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精神传播到非洲以至更远的海外，随着一带一路继续拓展我们的“新时代”，笔者相信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将会更为强烈。同时从全球化的观点出发，笔者始终认为后世的文明将不再是以中心，而是以连片的方式呈现，各有千秋。当代中国在持续的发展中，唯有适应时代潮流的变迁，以更为友好的态度与更为智慧的交往模式去开启国门，才能真正保持和平渐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