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院刊《浮山春秋》第三期

学院动态

一月概况

1、我院历史学专业获批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公布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46号），我院历史学专业入选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年上半年，教育部正式启动申报一流本科专业的“双万计划”，计划在2019-2021年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我院积极开展历史学专业申报组织工作，召开多次专题推进会议，参加申报青岛大学2019年度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遴选。下一阶段，我院将深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认真按照一流专业“双万计划”建设标准实施，特别重视一流课程、一流教材等优质教学资源的产出，不断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发挥示范领跑作用，争取在2020年成功申报国家级一流课程。

二月概况

1、我院顺利开展新学期网络课程教学

2月17日，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缓解的情况下，历史学院提早谋划教学安排，采取多平台教学方式，确保了开学第一日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开学前，我院对全体教师进行了以雨课堂为主要教学平台的网络教学培训，同时要求所有课程在超星泛雅平台上落地，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讲义、PPT、电子参考文献，指明相关国家级、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的辅助资源，明确学生的学习要求、学习内容, 明确作业和阅读任务。据统计，本学期我院共有17位教师、开设51门（次）专业和通识教育课程，为保障课程的顺利高效进行，我院还会鼓励教师继续建设网课平台、丰富教学资源，不断学习和掌握更有效的网络教学方法，确保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目标完全实现。

三月概况

1、我院举办“师苑杯”未来教师教学设计比赛

2、我院开展网络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五月概况

1、历史学院“绽放品疫青春·坚定制度自信”主题团日活动

5月1日—5月6日，历史学院团委积极响应校团委的号召，组织多方面内容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增强全体同学的奋斗意识和青年观念，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活动、开展有关抗疫成就与制度优势的主题宣讲活动、加强对抗疫志愿服务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此次网络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同学们深入学习了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激励了广大团员青年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2、防疫志愿者：共克时艰，担起青年责任

5月2日，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的学子们为加快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他们用共同的志愿精神书写着不同的奋斗。本次志愿者活动让同学们受益颇多，他们既在奉献服务中实现自我价值，更为疫情防护工作和祖国社会和谐发展添砖加瓦。

3、历史学院顺利完成硕士研究生毕业预答辩

5月5日，历史学院中国史与学科教学（历史）两个学位点进行了毕业论文视频预答辩。每名同学先对论文的内容与创新进行陈述，接着导师对同学的毕业论文与同学的陈述提出详细的指导建议、修改建议。本次预答辩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答辩的效果没有受到影响，学生和老师们都能从容面对，显示了历史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与水平的不断提高，导师教学科研与研究生培养良性循环越来越好，取得良好效果，达到预期目的。

4、历史学院学子启程往西部奉献青春

2019年6月27日，青岛大学举行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活动出征仪式，我院研究生李晓燕同学，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毅然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当中，前往广阔的西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活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青春。5月13日李晓燕同学为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志愿服务经验感悟。不要仅仅关注志愿者中的某个个体，要去关注“志愿者”这个整体，探求将自身力量与“志愿者”群体力量融合，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相统一，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六月概况

1、历史学院完成2020年度拟录取研究生新生培训

为了让新生了解学院、学科、导师，尽快融入到历史学院，开启研究性学习的新阶段，6月2日上午9点，赵伟副院长利用腾讯会议，对本年度新生进行了线上培训。培训会上，各位新生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介绍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情况，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专业发展进行了初步的设想。培训会上，各位新生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介绍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情况，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专业发展进行了初步的设想。第三，赵伟副院长介绍了两个学位点导师的情况。第四，赵伟副院长说明了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的原则。最后赵伟副院长强调了在学习中阅读的重要性。

2、“浮山雅集·青岛大学史学‘云’沙龙”系列学术活动启动

6月4日，“浮山雅集·青岛大学史学‘云’沙龙”系列学术活动在历史学院启动，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李涛教授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做了题为“从《论语》看儒者之思”的学术讲座，历史学院返校本科生、研究生、学院青年教师参加了这次云沙龙活动。历史学院“浮山雅集·青岛大学史学‘云’沙龙”系列学术活动是为了欢迎本科生、研究生返校复学而特别举办的学术和教研活动。云聚会、云沙龙、云研讨，既可以有效防控疫情，也赋予主讲专家和师生更为自由的学术思考和讨论空间，营造出学术共同体的浓郁氛围。

3、我院金霞老师《青岛城市史》网课教学的考核探索

《青岛城市史》是面向历史学院大三年级开设的社会实践课，由于疫情影响，部分实践课程改成了线上教学。金霞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动脑创意，一改课程以往线下开卷考试的形式，采用了更鲜活、更多样的考试方法：针对历史学院师范班同学都是青岛本地生源、涵盖青岛所有区市的学情，由学生以“我眼中的青岛城市记忆”为题，拍摄微视频或撰写调研报告，在五月底返校后做课堂展示，最终形成“以学为中心”的考核与评价新模式。

4、我院林乾教授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近日，历史学院林乾教授在国际期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发表了题为“How to Contemplate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in satipaṭṭhāna Meditation: A Philological Investigation”的论文。论文以语言文献学的方法考察了佛教经典中“四念处”修行中“内外”观的解释，认为自部派佛教时期至今的主流解释并不能反映原始佛教文献语境中“内外”观的含义，并通过详细分析文本中的相关字句提出了新的见解。

5、历史学院云考研交流会线上篇

6月8日，我院举办考研交流会。考虑到疫情期间的安全问题，交流会采用线上网络交流的形式。本次交流会邀请了我院16级吴玉璋、杜德峰、徐悦、李婷、薛昊、刘璐、封卓然等多位考研成功的学长学姐，希望他们成功进入理想院校的经历可以为学弟学妹们提供考研方面的经验，帮助准备考研的同学少走弯路，顺利上岸。各位学长学姐还贴心地提供了各自的联系方式，鼓励学弟学妹们有问题向他们咨询。

6、历史学院举行毕业论文答辩

6月11日下午1：30，历史学院2016级毕业生在德音楼举行毕业论文答辩，由于疫情原因，部分学生未能返校，从而线上与线下分7个场次同时开展答辩，德音楼的402、404、414、419、420几个教室采取了线上答辩的方式。德音楼的320、319教室则是采取了线下答辩的方式。历史学院全体老师参与了此次答辩。

39位历史学子凭借四年的历史学习与沉淀，在今天提交了一份见证自己成长的答卷。虽然有线上和线下有别，但此次答辩对于所有的2016级学子有着相同的重要意义。自信的声音与神态与精彩的PPT展示相结合，给所有人带来一场特殊的知识盛宴。

7、我院举办“抗疫精神”宣讲会

6月11日下午16：00，我院在德音楼116召开了“抗疫精神”宣讲会，院党委书记修志君老师为同学们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讲述。辅导员刘雪卿老师以及学院全体返校同学参加了此次宣讲，未返校同学参与了腾讯会议线上直播。按照学校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洪霞老师全程参与了本次宣讲会。在本次宣讲会上，修书记对近期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涌现出的各种感人至深的事迹进行了分享，同时又结合发生在青岛和身边的为抗击疫情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和事进行宣讲。

8、历史学院完成2020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6月14日，历史学院完成2020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上午8点，学科教学（历史）7名同学开始答辩，由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修斌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并主持答辩。下午2点，中国史学科毕业生开始答辩，共有9名同学参加答辩，由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修斌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并主持答辩。9名同学没有返校，采取腾讯会议线上答辩的方式，答辩委员之一鲁东大学副校长钱国旗教授也在线上全程参与答辩。研究生院督学郭老师参加了中国史的论文答辩会，并给予指导。

9、历史学院举行2020年度第一次研究生论文写作推进报告会

6月20日上午，历史学院举办了返校研究生论文写作推进报告会，返校的六名研究生及导师参加了汇报会，汇报会从8:30开始，一直到13:00点结束，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汇报使得师生们沉浸在学术讨论之中。导汇报会结束后，赵伟副院长首先肯定了同学们认真准备的态度，赞扬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论文，并勉励他们不断对论文进行改进，提高论文的质量。

10、我院老师送别2016级毕业生

我校大四毕业生于2020年6月24日离校，在本科毕业生离校之际，我院领导和老师到泓园三号、汇园一号毕业生宿舍送别学生。相信毕业生们将秉承“明德、博学、守正、出奇”的校训，带着母校四年的独家记忆和灵魂印记，成为建设祖国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上满意的答卷。

七月概况

1、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文化三下乡线上宣讲团

7月1日，活动6名成员全部来自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历史师范专业。指导老师为辅导员刘雪卿老师和班主任李传军老师。三位线上讲师分别是陈英娟、楚丰铭、江晓阳，第二现场讲师为王静雯，视频后期由张晓娜负责。此次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借助网络平台实行两地连线。在线下，同学们积极与直播的线上老师互动，热烈地进行小组讨论并争相发言，做到了真正参与到课堂当中。

2、青岛大学历史学院三下乡“爱在今夏”历史兴趣培养团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爱在今夏”历史兴趣培养团面向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建工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同学们开展了三次线上系列讲座。此次宣讲活动主要采取线上直播课的形式，借助网络平台实行两地连线。六月三十日宣讲活动正式开始。成员们有序地开展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线上老师们通过古文字、三国故事、文艺复兴三个不同的专题，用风趣幽默的讲课方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

3、历史学院完成2019级学科教学（历史）开题

7月10日下午，历史学院完成2019级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开题。2019级共有于韵、傅晓飞、车晓宁、王志琪、郐荃颖五名同学参与。参加开题的导师有马斗成院长、李传军副院长、赵伟副院长、于建胜老师、王峰老师、孙世平老师，为增强本学科联系实践的紧密性，特别邀请青岛市教科院专家范蕴涵老师参加。赵伟副院长主持本次开题报告会。根据同学们的汇报，及同学们提交的开题报告，参加开题的导师们给予了详尽的建议和修正方向。开题报告会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5点半结束，师生们度过了愉快的学术研讨的下午。赵伟副院长最后做了总结。

4、于子强学长分享考博经验

7月12日，2017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于子强学长也是今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在于子强学长的考博经历中，于子强学长自硕士研究生入学之初就确定考博的目标，并开始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准备。于子强学长已经开始了他的博士读书之路，相信他将在攻读博士期间取得更好的成绩，希望他的考博经验能为更多的同学提供借鉴。同时，学院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以于子强学长为榜样，考取博士，开启学术人生的新阶段。

5、我院化仪同学获第二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优胜奖

近日，我院18级人文创新班化仪同学的论文《从<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分析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喜获第二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优胜奖。化仪同学的论文是青岛大学浮山书院推荐参赛的两篇论文之一，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个人答辩，在高手如云、名校云集的参赛选手中，化仪同学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的优胜奖。这次获奖，也标志着我院倡导的学业导师制和创新性学习、审辨式思维在新文科人才培养应用中的最新成效。

6、历史学院师生赴莱西姜山镇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7月22日，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师生在莱西姜山镇开展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由我院党委书记修志君带队，8名学生成员分别是来自我院2016级的高筱萱、封卓然，2018级的黄璐璐、任文倩、金晴、崔楠，2019级的于文宁、孙琇。本次活动的相关师生前往莱西市姜山镇进行实践考察学习与研究，着重考察前保驾山党支部纪念馆及旧址，弘扬红色革命精神，继承红色历史基因。本次活动不仅加深了成员们对胶东红色历史基因的了解，也强化了同学们把历史知识融会贯通、实践运用的能力。

学术活动

1、 王鹤琴副教授：大德寺五百罗汉中的唐僧师徒

7月2日，历史学院王鹤琴副教授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一同线上研讨“大德寺五百罗汉中的唐僧师徒”。论坛结合史料史证，从中外交流的角度出发，独特的研究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2、 赵伟教授：明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7月3日，历史学院赵伟教授线上开讲“明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讲座以明朝儒学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教的交汇融合为背景，阐述了儒学的“两种形态”。讲座内容深刻，发人深省。

3、 齐鲁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授齐健：追求彰显理性光辉的历史课堂

7月6日，齐鲁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授齐健向全校师生开设主题讲座——“追求彰显理性光辉的历史课堂”。他强调历史教育必须走出上位不清下位糊涂的窘境，从政治、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来进行整体审视与理解把握，指明了历史教学的新方向。

4、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罗马历史的启示

7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教授向全校师生开设线上讲座——罗马历史的启示，杨教授通过丰富有趣的史实例证，向同学们呈现了一个多彩的罗马帝国，并阐释了罗马历史对我们的启示。讲座十分精彩，给同学们带来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5、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利华：环境史----从时间纵深中认识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

7月8日，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利华面向全校学生，以环境史为对象，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全新的研究对象彰显着历史研究的时代性，为同学们的学习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6、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中国文化心态的原型及其当代影响──以“天道圣明”与“自我神圣”的二元反转关系为例

7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应我学院邀请为大家讲解“中国的文化心态”，讲座从社会学、史学、哲学等多方面分析根植于中国人内心的文化心态，并举了很多事实例证，既有极高的时代性，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比赛作品展示

优胜奖：2018级人文实验班 化仪

从《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分析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

化仪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8级人文实验班）

摘要：“格物”是儒学的根本，在儒家教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两人对“格物”说有着不同的理解。通过比较他们在《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关于“三纲”“八目”的不同阐述，理解他们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认识，从而把握其不同的思想特点。最后，探究两者不同思想的原因与联系，从中体会新儒学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问》《大学章句》 格物致知

《大学》作为“四书”之首，系统地提出了儒家为人、治学、入世、治国的纲要,对研究儒家思想有着无法取代的学术地位。客观来说，《大学》是一本激发智慧的书，它提供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纲领，但纲领的内容究竟如何，要看个人的体会与理解。历代思想家就其内容引发的争议，实则是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议。本文通过对比朱熹的《大学章句》和王阳明的《大学问》，分析两者对《大学》某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对于“格物致知”的不同认识，以此窥见其思想的不同。

朱熹和王阳明是宋、明新儒学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分别为理学与心学的代表人物。阳明思想又经历了先进入朱子思想系统，后又转出的过程。两者思想的联系与差异，是宋明理学绕不过的问题，也是学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重点分析了朱熹和王阳明思想的不同。候外庐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中也将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关系作为重点阐述对象。陈来先生更是将朱熹和王阳明思想做了深入研究，著有专著《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宋代以后，儒家特别重视“格物”，“格物”一度成为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重要标志。对“格物”的认识促进了儒生思想的形成，儒生的不同思想又促成了对“格物”的不同认识。当代著名儒学家冈田武彦先生说道：“宋明儒学的思想史其实就是对‘格物’的认识史。”[1]马一浮先生也在《复性书院讲录》说也直言：“向来大学说格物，各明一义，异执纷然。大略不出两派，一宗朱子，一宗阳明。”[2]所以分析这两人思想的不同，尤其是“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是这一阶段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

近二十几年来，以“格物致知”为切入点，研究朱熹与王阳明的学术成果很多。如：陈声柏于1998年出版的《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揭示了朱子学对阳明学的重大影响是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赵峰于1998年出版的《论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对朱熹的格物之说重新清理,论证格物之“物”主要指人伦日用之“事”,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对儒家价值的认同; 罗安宪于2012年出版的《“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系统论述了“格物”与“致知”的先后次序问题等等。最近几年，学界还偏重于研究“格物致知”思想在诸多领域的现实意义，如2014年蔡铁权的《“格物致知”的传统诠释及其现代意蕴——一种科学与科学教育的解读》。通过分析研究现状，我们发现以往成果大多是分析朱王一人的“格物致知”思想，或者是针对“格物致知”某一方面展开讨论，抑或是整体上比较两人“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很少有以《大学章句》与《大学问》为材料出发点，探讨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

一、《大学章句》与《大学问》

古本《大学》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撰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汉宣帝时戴氏叔侄分别所辑的书《大戴礼》与《小戴礼》,内容结构十分凌乱。二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圣传之指(旨),粲然复明于世。”朱熹也“间亦窃附己意, 补其缺略。”[3]

朱子将其编为《大学章句》，并将其定为“四书”之一，大大提高了《大学》的地位。他在《大学章句》中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在用传对经进行逐条解释的过程中，发现古本《大学》中缺少对“诚意在致知”和“致知在格物”的解释，认为是由“阙文”所致，于是据二程意“补格物致知传”。同时，他还发现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按照八条目应有的顺序，而是出现在传文开始的地方。他将这解释为“错简”，并把对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的解释之前，将诚意部分所引诗文析离成四个部分，分别作为对“三纲领”和“本末”的解释。将“未之有也”后面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移置增补的格物致知前，认为“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朱子的这种改动被后人称为“移其文、补其传”。后人把经过朱熹改动的版本称为《致本大学》，而把《礼记》中原来的版本称为《古本大学》。显然，现传的《大学章句》是朱子潜心研究，严谨修改过的版本。尤其是其所作的“格物补传”，更是突出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4]

1518年（正德十三年），已悟得“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在赣州刻古本《大学》，并作《大学古本旁释》、《大学古本原序》。阳明先生认为《礼记》中《大学》原文并没有错简或缺漏，讲学悉以旧本为证。《王文成公全书》年谱载:“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岁，在赣……七月，刻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故不必假于见闻。至是录刻成书，傍为之释，而引以为叙。”[5]其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王阳明反对朱子版《大学》的原因是“格致本于诚意”。所以，抓住“格物致知”这一问题，便是抓住了两者对于《大学》不同认识的关键问题。 1523年（嘉靖二年），五十岁的王阳明揭示“致良知”之教后，删改增补《大学古本原序》为《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在序中批判朱熹“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6]，倡导推行古本《大学》。1527年，阳明先生于生命最后，特意为弟子讲授其关于《大学》“三纲”的体认。这一讲授在由其弟子钱德洪录成文本时取名《大学或问》，后改为《大学问》。关于《大学问》，学者多认为它乃阳明晚年定论，是与《传习录》同样重要的阳明学代表文献。它既代表了继朱子对《大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诠释方向，也充分表达了心学的基本思想。

由此可知，《大学章句》与《大学问》是理解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极佳作品资料，“格物致知”又是两个作品观点的最大矛盾点。所以，从《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分析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便是把握住了问题矛盾的关键。

二、 从三纲的理解看求索方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7]无论是朱熹所作的“新本”，还是王阳明所推的“古本”，都把“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视为《大学》的三纲领。三纲领直接点明了儒学的两大问题——修身与经世。虽然朱熹与王阳明对三纲的理解都遵循儒学道统，围绕着儒学的这两大问题，但却有很大的不同，带有很强自身思想的色彩。他们对三纲的不同解释，暗示了其不同的求索方向，为“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做下铺垫。

（一）关于“明明德”

首先关于“明明德”，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解释为:“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8]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解释说：“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也，是故谓之‘明德’。”（《大学问》第二段）可见二者都肯定“明德”是指本体之明，“明明德”是指复归本体之明。至于这个本体是什么，朱熹在此处没有明确说明，但结合朱子哲学的本体论，我们可以将“明德”理解为心之本体或者是本然之性，是完全没有气禀物欲昏蔽影响的理想状态。紧接着，这种状态还有另一个特点——“具众理而应万事”。朱熹肯定“心具众理”，人的内心有先天的道德品质,因此提出了“居敬涵养”。但是由于他强调气质及由此产生的物欲私欲，致使作为意识活动的心不可能完全合理，所以他不承认心即理，也不相信心能自正，意能自诚。那么这种具有众理的心之本体如何获得，朱熹只得往外寻找答案。

与朱熹理解不同，王阳明在解释“明德”时用了“自然灵昭不昧”一句。他认为“明德”就是“心”，或者说“良知”，是人人皆有的“天命之性”。由于私欲，“良知”也会被蒙蔽，但王阳明不扩大这种私欲的作用，仍然相信心可以自明。“明明德”要在内心处下功夫，强调通过去除内心的私欲，最终达到“自明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大学问》第二段）可见他与朱熹向外求“理”的方法完全不同，是一种关照内心，向内求索的修身方法。

（二）关于“新民”与“亲民”

再者关于“新民”与“亲民”之争。朱熹改“亲民”为“新民”，“新者,革其旧”,是革新之意，强调自身明明德后,还应推己及人,使别人也能够“去其旧染之污也”。按朱熹的说法,“新民”也是明明德,只是主体变了,是使别人明明德。在他的理解中,“明明德”和“亲民”便有内外本末的区别，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王阳明则认为，应将“新民”改回“亲民”。他在回答徐爱问“作‘亲民’有何依据”时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9]。由此可知，他将“亲民”解释为古本中“亲近人民”之意，是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是怀着慈悲怜爱之心教养百姓。正如他在《大学问》中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大学问》第四段）阳明认为“明明德”就必须要以“一体之仁”对待天下万物，即“亲民”。能做到“亲民”便也可以说是“明明德”了。王阳明从“仁”、“万物一体”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两者本身就是同一件事。同时，他还指出朱熹观点的逻辑漏洞，认为本末之分是建立在承认“明德”“亲民”本为一物的基础之上的。但“新民”与“亲民”含义大不相同，朱熹作此更改，显然表明其不知道“明德”“亲民”本来是一事。不是一物，又何来本末之分呢？

冯友兰先生也将“在亲民”与“在新民”两者做了比较，指出：“‘在亲民’的那个‘亲’字表示出‘己’与‘民’的内在联系，而‘新’字就只能表示出外在的联系，那就不是‘仁’了。‘亲’表现为‘爱’，我们常说‘亲爱’，或‘热爱’。可见，‘亲’是‘热’，而‘新’则是‘冷’的。‘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朱熹的解释，颇有道德教化的意味。”[10]之所以造成此矛盾与分歧，我认为与二人强调的内容不同有关。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看到朱熹较严厉，强调权威的道德教化，强调伦理规范制约的意义。而王阳明则更温和，以“仁”将其统一为一物，回归于他所理解的“明明德”的道德自觉。在对待伦理原则上，朱王显示出发展的不同方向，一是把伦理原则夸张为普遍必然的宇宙规律，一是把伦理原则说成主体先验的内在本能。由此可见，朱熹继续往“外”走，找到了“伦理权威”、“普遍规范”、“道德理性”，王阳明继续往“内”走，找到了“内心感知”、“圣贤君子”、“道德自律”。

（三）关于“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朱熹对“止”的解释是“至于是而不迁”,包含两层意思:“至于”和“不迁”,“至善”是最圆满、最高的善。“止于至善”即达到至善且永不动摇。结合他强调的“理一分殊”，我们可以认为朱熹这里所讲的“至善”应该是极尽穷理后把握了宇宙万物之“理”的最终状态。即物后经推类扩充得到万物的总规律，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言行无所失，正确处理一切事情。王阳明特别强调“止于至善”。他认为“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那么，在阳明先生看来，至善是什么？首先，我将他在《大学问》中说的“至善”理解为“良知的呈现”，即所谓“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的主要作用是判断善恶。“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大学问》第十二段）一旦至善发见，便是良知呈现，是而为是，非而为非。所有的“议拟增损”都是“私意小智”，都不是至善。此外，阳明认为“至善在吾心”。他提出达到至善的方式就是“慎独之致，惟精惟一” ，这就否定了朱熹对于“至善”的外向求索。

王阳明认为朱熹“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 而造成了“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的混乱局面。（《大学问》第六段）王阳明将至善视为明德亲民的规矩，来掌握判断明德亲民的尺度与轻重。如果明德亲民没有至善的参照，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或发展为虚罔空寂，对家国无施的佛教思想，或发展为将其利用为权谋智术的功利思想。

三、 “八目”与“格物致知”的理解

（一）“八目”重点与次序的不同理解

关于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此八目，朱熹与王阳明有两点突出性的不同。首先，由王阳明的“格物”论可知，《大学》所阐述的中心思想是“诚意”，虽然“致良知”思想成熟以后，他将“诚意”深化为“尽致知”，但他仍然十分重视“诚意”在整个《大学》中的作用。他将“诚意”作为格物致知的根本，同时也是其他条目的根本。“诚意”是根本功夫，“格物”等是枝叶功夫，根本功夫融入其他枝叶功夫中。八目是以“诚意”为根本的整体关系，并不是若干孤立的过程。因此，王阳明则认为没有八目次序之说，身、心、意、知、物，虽然分别都是某种功夫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工夫所用之条理，各有其所”（《大学问》第十二段），但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虽然都有各自的工夫含义，但其实也只是一件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阳明理解的“格物致知”必然是围绕着“诚意”这个根本展开，并且注重与八目其他过程的联系。

但朱熹则认为“格物”是《大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他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朱子语类》十四）另外，他在新本《大学》中提出；“先格物，后致知。先致知，后诚意。”这样，他便将这八目定了先后顺序。在此，我们仅分析“格物”“致知”“诚意”的先后顺序，以此看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其实，朱熹也将“敬”或“诚敬”作为做学问的根本、格物致知的本原，这比较接近阳明的“诚意”说。他虽然提出“穷理”与“居敬”并用，但是仍然偏重究理。朱熹的“格物”，是指对外在客体的考究，强调的是对客体的行为；“致知”，是指主体知识的扩充，强调的是主观的结果。“格物”是方法行为，“致知”是目的和由此而得的结果，两者为因果关系。因为偏重究理，所以他很容易强调先“格物”，再“致知”，最后才是“诚意”。在对待八目问题上，阳明与朱熹理解的重点不同，理解的八目次序也不同。

（二）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

对八目重点与次序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了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之说上理解相异。分析两者格物致知思想不同，也是历来学界研究王阳明与朱熹思想不同点的重要入手之处。古本大学未对格物致知说做出解释，朱熹在整理“传”中，增补“格物致知”传，阐发理学方法与修养论，带有鲜明的程朱理学色彩。而王阳明则认为朱熹的“格物补传”是“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11]（《大学古本原序》第二段）。所以，该问题表面是两者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其实是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对话。

朱子在格物补传中解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12]，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这就将心与理分别开来，心与理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个体。这样一来，理与物都在心外，皆属客观的存在，心的活动基本就是一个认知的活动。这种在主客关系中表现的心，便是认知心。我们想要真正理解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首先要明白理解这种“认知心”。新儒学发展到程伊川，以道德为理想的目标未变，但方法与心态发生了改变：道德心或者道德主体，转变为认知心或认知主体，因而产生经验的倾向。这种“认知心”与孟子学说提倡的“心与物相通，心能主宰物，理即是心”的“道德心”相对。这种变化，在伊川只见其端绪，所以“多隐而未发”，朱子继承了他的这种思想，使认知心态有了较大的发展，以此为发端构建了新儒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学思想系统。在此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认知心”与“道德心”的提炼，不过只是我们后代的确定，朱熹本人并未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说：“在朱熹心中，是否认识到他与孟子两种不同心态的不同，也很是可疑。”[13]由认知心态赋予格物致知的这套新观念系统，是朱子教人的不二法门，他充分相信，经由此法门，便可以进入圣贤境界。

如果说朱熹的“格物”是按照认知心态，向外对客体的考究，那么何为“致知”？一般对“致知”之“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为人莫不有的神明”（《大学或问》卷一）的“能知”；一是指“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大学或问》卷二）[14]的“知识”。然而，朱熹的这种认知心态，便决定了他目标所致之“知”多强调经验知识，而非道德知觉。人心都有知识，但由于理有未穷，因之一般人心所具有的知识都有所不尽。人必须要经过即物穷理以至其极的切实工夫，才能拥有无所不尽的知识。这便是“格物致知”的基本含义。

在朱子广泛的格物说里，我们发现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总是把道德要求与认知要求相混淆，想要以认知的要求，去达到道德的目的。这就导致朱子对两者的意义只是反复解说，却没有真正清晰地做出解释。总体而言，结合众多学者对朱子格物说的分析，朱熹的格物说大致如下：1.通过对事物经验的积累与推广，格物可以求得直接指导行为的价值判断。“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朱子语类》卷十五）2.格物的对象无内外之分，同时也包括伦理。朱熹把身心上的体验与讲论文字，应接事物都看作格物之事，将内悟的工夫也统摄到了认知心态中。3.仁义礼智本在心中，格物之事不用外寻。“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目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寻，仁义礼智是也。”（《朱子语类》卷十五）这里说的“理具于心”，非阳明“心即理”之义。他所强调的是格物不必舍近求远，从当下小事开始就好。这三点正好为朱熹“格物”说的三个要点，分别为“穷理”，“至极”，“即物”。朱熹格物思想的核心是穷理，但穷理不能离开具体事物，穷理又必须穷到其极。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确定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是外向性的求知，是认知心态的贯通。但是其中掺杂着大量道德规则与要求，未对自己与孟子之间的差异有充分自觉，也未对“知如何致？物如何格？”做出直接回应。只言“学者必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则无不明矣。致字如推开去。” (《朱子语类》卷十五)，至于如何“推开”，便无从解释了。只言“格物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事事物物各有个至极之处。所谓止者，即至极之处也。”(《朱子语类》卷十五)，可以将格物至尽和仁君践仁至极，人臣践敬至极看作是一回事。至于如何格物，也无从解释了。

（三）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

对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我们首先要理解八目“其体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大学问》第十二段）。如上文所述，他认为格物与致知的关系并非朱子所理解的因果逻辑关系，而是一个以“诚意”为根本的整体过程。如果做到了“格物”，便也是做到了“致知”。

王阳明认为“致知”是获得对意念善恶的判断能力，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能知”。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大学问》第十二段）。“知”，在阳明看来是良知本身具有的判断意念善恶的能力。“致知”，也就是“不欺良知”，使良知发挥其本身的作用，而不是从外面世界获取其他能力。他直接指出：“致知非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大学问》第十二段）那么，如何致良知呢？这不是一个恍惚悬空的概念，王阳明强调一定要从实事入手，落实到实事上。所以“致知必在于格物”，从而引出“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大学问》第十二段）《大学问》中王阳明表示，物是意念所对应的事，格是在意念所发之处去恶为善。正如他四句教的第二句：“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的“格物”是正念的工夫。因此，如果可以做到正念，做到“为善去恶”，那么本身就是良知“能知”的表现，就是“致知”的表现。以此照应前文：“格物”与“致知”并无先后次序，本是一个过程。另外，阳明的“格物”既要求要在意念所发之时好善恶恶，也要求“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大学问》第十二段)，将好善恶恶的意念落实于意念对象中。所以，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不仅要在意念精神领域，更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中，它更强调一种实践精神。

《大学问》中的“格物致知”充分体现了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年谱》中明确记载王阳明的“四句教”作于嘉靖丁亥（1527）九月初八日夜半。经学者考究推测，《大学问》应作于1527年八月中旬。在时间上看，《大学问》稍早于“四句教”，但从内容阐发上看，《大学问》比“四句教”更全面更系统。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学问》作为阳明临终前思想定论的学术研究价值。加之阳明晚年悟得致良知，只提“致良知”之说。所以《大学问》中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致良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揭示“致良知”以前，阳明心学一方面有以“良知”为中心的理论发展，一方面又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这两者大致平行发展。而“致良知”揭示之后，这两者才在内圣的工夫中贯通起来。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论述的“格物致知”也正是这种“良知”与“知行合一”的融会贯通。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说：“致良知不只是把《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连缀起来，它是由困心衡虑的忧患人生中渐次体悟出来的。”[15]致良知的背后，有着实落的人生经验，有苦难的生活磨练，不是一般恍惚悬空的学说可以比拟的。由此可见，虽然王阳明理解的“格物致知”与朱熹理解的大不相同，但阳明所阐述的“达致”的过程与朱子格物穷理过程极其相似。他们都强调由次第、积累的工夫而得，都强调实践精神。

阳明所说的“格物致知”，不是像象山的“发明本心”一样为了获致一种道德主体开发的道德境界，而是根据自己成学的经验，强调“体究践履，实地用功”（《传习录》中）。所以他要求弟子们“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是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闻悟，使随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的工夫”（《传习录》下）。阳明理解的“格物致知”，必须经由“日用事为间”（《朱子语类卷三十三》）磨练。这无疑是把朱子格物穷理的方法，运用于“致知”的工夫中来了。这一点也印证了阳明思想是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奋斗转出的。只有将其与“致良知”紧密结合，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阳明先生的“格物致知”，才可以理解他在《大学问》的结语中说的那句：“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大学问》第十二段）

四、余论：两者思想不同的原因和其对新儒学的发展

关于王阳明和朱熹，我们都知道，朱熹早于阳明且是当时的儒学权威，王阳明对于朱熹的学说是经历了一个由信服到怀疑最后到部分反对的过程。所以分析这二人的思想不同的原因，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任何一个时代哲学的出现都具有其由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前者指决定精神生产的社会存在，后者则指先驱者留下的特定思想材料。朱熹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儒学受到道教佛教等思想极大挑战的时代。身为一个以道统自居的儒者，他始终将复兴儒学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他心里最大的蔽障就是佛教，他全心全意要把儒家和佛教彻底隔离，树立起儒家的正统地位。他认为不与物交的内悟工夫永远摆脱不了与佛教的纠缠。因此，他极力阐释外向求索的认知心态，始终把牢外向求知的道路。肯定经验世界的真实性，成为了宋儒在反佛抗争过程中建立的有效据点。凡事走内省逆觉之路的，在朱子心目中一概都是禅，都是应该反对的对象。因此，他最初的思想取向就不可能为内向，也不可能完全遵守讲究内悟的孟子之道。除此之外，中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很多变化：经济上以土地出租为基础的租佃制成为普遍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关系上非身份性地主取代门阀地主；政治上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加强以及官僚体制和科举制的成熟等。加之宋代“以文立国”的社会风尚与南宋时的动乱飘摇的政治时局，这些社会背景，都对新儒学提出了时代的要求，它迫切的需要寻找到一个稳固可靠的普遍规范，而这也成为朱熹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纵观朱子一生，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位投身于一线的教育家。他将以前儒者思想的光辉在这一个特殊的历史焦点处汇聚，形成一个新的传统。朱熹以二程学说的基本思想为中心，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图式，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融合了邵雍的象数易学。这些学术背景与思想来源，使得朱熹的思想体系形成了由北宋道学几条支流汇合而成的澎湃大江。此外，他亲自整理了全部儒家文献，并重新加以安排，提供了适合全国各级教育的教材与教法，使儒家在宋以后产生了比两汉更广泛的影响。反佛复儒的主要任务和特定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促进了朱子思想产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思想的发展。总之，朱熹的思想是在这一系列历史背景与历史要求下产生发展的。

除了社会的物质与思想条件，思想家的个人经历也对其学术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由于朱熹在儒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王阳明在早年也是信奉朱熹格物之学的。后来其态度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理学思想已经出现了僵化，另一方面更是源于他格竹致病的经历。《王阳明年谱》记载他年轻时：“过广信谒娄一斋谅，语格物之学，先生甚喜，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也。后遍读考亭遗书，思诸儒谓众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见竹而格之，沉思不得，遂被疾。”[16]二十一岁的王阳明，闲读《朱子遗书》，读到“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时，便决定试着格庭前的竹子。他和一个姓钱的朋友一起穷格竹子中的道理。朋友用尽精力，只格到第三天，便因劳成疾。阳明坚持格到第七天，也因此病倒。这个经历使他深感格物致知，成为圣贤的艰难，也促使他产生了对朱熹格物之学的困惑与质疑。直到因言获罪，遭受诏狱之苦，后又被贬龙场，经历了一系列生死磨难过后，他才于龙场开悟，领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者，误也。”虽然后世都认为此时的王阳明并未理解朱熹所说的“格物”的真正含义，格竹失败也是必然的，但是倘若没有格竹致病的经历，王阳明可能不会对朱子学说有如此深刻的批判，更不会在此后构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心即理”象山也曾提过，但阳明却是透过对朱子“格物致知”的批判而得到，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因此，他虽在思路上延续了象山等人的传统，却又能比象山等人形成了更加完备精细的思想体系。所以，阳明思想与他早年格竹致病的经历，与他后来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有着紧密联系。阳明思想是从他切身的生活经历中升华得出，同时他也在生活实践中践行着自己的思想，最终于逝世之时念出那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在对《大学章句》与《大学问》的分析对比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朱熹与王阳明在“三纲”，“八目”，以及“格物致知”上不同的理解。“三纲”的不同理解为两者“格物致知”之说提供了不同的思想导向。“八目”之争的主要矛盾为重点与次序的不同，了解“八目”之争对进一步理解两者“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具有很大意义。朱子的“格物致知”说，背后是他的理学思想的认知心态，王阳明“格物致知”说，背后是阳明心学的纲领“致良知”。通过《大学》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通过“格物致知”这个关键性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窥见朱熹与阳明思想的不同，间接体会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通过对朱熹和王阳明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的阐述，我们也可以体会出特定社会背景与思想家个人的独特经历对于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意义。

孔子之学，可以发展成孟子的形态，也可以发展成荀子的形态。同是孟子的形态，也可以发展成象山与阳明两种不同系统。象山与朱子并世而不同，阳明与朱子隔世而对立。我们不禁感叹新儒学有着极其强大的包容性与永不停止的创新性。从宋明理学的整体观点来看，气学、理学、心学都是这一整体结构的必要环节。朱子强调从特殊具体事物入手，最终上升到对普遍道德原理认知的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对精神生活的其他向度与境界有所忽略。而王阳明的思想正好弥补了他思想的缺失，从另一方面强调了主观能动性与向内的体验感知。所以，义务与良心、理性与感性、理智与直觉、认知与体验、博学与内省、道学问与尊德性等等，都是儒学中互补而不可缺少的方面。我们分析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并不是想强调这两种哲学流派的不同，而是想加深对他们各自思想特点的理解。我们要注意到这种思想的不同特点，更要体会到他们在整个儒学思想大背景中的相互联系、补充与发展。基于这种道统的延续性，我们才能看到儒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看到新儒学发展的魅力。

【引文注释】

注[1]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上）[M].钱明，审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104.

注[2]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0.

注[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3.

注[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5-8.

注[5]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下）[M].钱明，审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257.

注[6]、[1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吴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42.

注[7]、[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5-8.

注[9]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中）[M].钱明，审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105.

注[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3-219.

注[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第六段[M].北京：中华书局，2010:8.

注[13][15]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M].吉林：吉林省吉出书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2009：895.

注[1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7.

注[16]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上）[M].钱明，审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84-85.

【参考文献】

[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65-293.

[2]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04：124-144,199-217.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3-219,232-248.

[4]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M].钱明，审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102-123.

[5]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16-133,213-231.

[6]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M].吉林：吉林省吉出书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2009：815-833.

[7]（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吴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0,242,1192-1197.

[8]（明）王阳明.大学问[M].吴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8.

[10]（宋）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宋）朱熹.大学或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史学经典读书心得展示

《历史是什么？》读后感

赵颖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摘要：《历史是什么？》一书，实际上是爱德华·霍利特·卡尔1961年在剑桥大学的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上，关于一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演讲的集合，并于1963年出版。这也是他唯一一部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书中对很多历史问题进行阐释，集中体现了爱德华·卡尔的历史研究成果与历史思想。初读此书明显感受到卡尔文辞犀利，给人一种利落爽快的感觉，但有些历史哲学的内容较为晦涩，再读时便能够对卡尔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深入理解并产生一些共鸣。

《历史是什么？》共分为六个章节：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社会与个人；历史、科学与道德；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合理原因与偶然；作为进步的历史——进步性与客观性；扩展中的视野——把握理性。卡尔对这些问题的层层递进地阐释和论述，呈现出他的历史观、历史是变化进步的及该如何看待历史等内容。

一

关于卡尔的历史观，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爱德华·卡尔并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从事外交工作、为报纸编写大量文章的经历，使他能够从一个相对独特的角度审视历史。卡尔的历史观贯穿全书，在对各种相关问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犀利地传达出来，其中主要体现在他对历史“客观性”的探讨。他开篇就向我们提出：历史是什么？或许刚看到这一问题时，会觉得答案似乎并不难。随后，卡尔又指出：首先要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是经验主义的，凭借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兰克学派主张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仅仅如实说明历史而已，提出了要区分历史事实和基本事实。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从人的层面看到的是人类思想对历史事件产生作用的结果。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看到的是历史事件在当代的投影。用狄尔泰的话讲：“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

卡尔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着的头脑折射出来的。他明确地反对兰克和柯林伍德对于“历史”的定义：“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他认为兰克过于重视“事实”，导致其变成事实的奴隶；而柯林伍德又太轻视“事实”的地位，变成超越事实的暴君。而提出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历史学家从事的工作是一个不断地让事实适合解释，让解释适合事实的过程。”“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有前途；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无意义。”诚如卡尔所言，我们所见到的历史都是间接的历史，是被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的，但是哪怕仅仅只是某一个年份，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记录，甚至对于同样的历史世界，也会有不同的描述。可以说，我们所接触的所有历史都是被组织过、剪裁过的历史，甚至是重新编撰的而重新制造出来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该书导言中所指出的，对于历史，卡尔有一种工具论的倾向：历史主要是被设计用来为政策提供一种指南。

这种记录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则来自于记录者。关于这一点，钱乘旦说：“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是有选择地去挑选“碎片”的，他们依据某种特定的标准去选取“碎片”，于是，从同一堆“碎片”中，不同历史学家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呈现出“历史”的多面相。可以这样理解，历史学家在记录书写历史的时候，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因素去审视过去并与之对话，而后人看到的历史，更多的是主观与客观的一种混合，无法轻易断言其记叙的真实性。那么，历史学家该怎样记录历史？卡尔强调历史学家要用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真正理解过去。他认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应该“有能力超越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给他视野带来的局限”，“有能力把他的视野投向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具有一种更深入、更持久洞悉过去的能力”。而这与当时盛行的传统观点相违背，受到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批评。此章结束之时，卡尔得出了关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结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休的对话。

总的说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是经历过时间长河沉淀后留存下来的，经过人一定程度主观干预的历史。卡尔注意到了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试图从“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中寻找平衡点，但是其过于强调“事实”和“历史事实”的区别，且并没有在论述如何区分此二者。卡尔的历史观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新的视角，理解他研究历史的理念方法对于历史的发展、历史的作用等问题可以有更全面的把握。

二

历史是变化的，历史学家也在变化。研究历史，实际上是研究一个特定历史背景社会条件下人的行为，而历史学家同样也是属于他的时代，有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在第二章“社会与个人”中，卡尔对第一章的观点作出了补充：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他分析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历史学家的身份、伟人等问题。其中巴特菲尔德教授关于自己如何从一个强烈反对辉格解释的人，变为“英国人与英国历史之间的结合，现在与过去的结合”令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它所研究的这个社会。不仅事件在变化，历史学家也在变化”。而对于历史学家身上的主体性，卡尔有过一段精彩的比喻，不能把自己“想成一直老鹰，独立峨崖，眺望景色，”也不能把自己想成“以为显要，高据检阅台上，……他只是在队伍的另一部分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进行的另一种朦胧不清的人物而已，……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

关于伟人的作用，卡尔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章的内容贴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伟人是一个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历史进程的推动着，他既是社会力量的代表，也是社会力量的创造者，这些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伟人虽然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他们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们有超越他所属时代的眼光，能将社会力量凝聚起来。历史是什么？在探讨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后，卡尔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的对话。用布科哈特的话来说历史就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现的一个时代的值得记录的东西”。

在论述了社会如何影响历史学家后，卡尔又围绕历史因果性这一经典史学问题，论述历史学家是如何动态的改变历史。历史无疑不等于历史事实，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所选择的历史事实并对其做出的解释。“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过程”，“历史意义的标准：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的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在这一章里卡尔提到“ 只要是发生了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必然会发生的，发生不同的历史事件，原因必定也不同”，与其对历史偶然性的论述具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也成为后世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卡尔否定偶然因素的存在，也有人用卡尔对历史与预言的关系的论述来反驳，认为称卡尔否定偶然因素的存在是不全面的，因为偶然性的发生是无法被预测的。

接下来，关于历史的进步性，卡尔首先说明了进化与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进化的源泉是生物的遗传性，历史进步的源泉是社会的获得性，即历史经验的代代传授，历史规律不等同与自然规律。历史是一个过程，进步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一种限定的开始或限定的结束。历史的进步并不是一种直线上升的发展，进程中的倒退、偏差和间断不能否定历史的进步。进步的内容是获得性财产的转让，即物质财富和人的控制、改变和利用环境能力的代代相传。进步是用无限可能性的。但我们只有朝着某些目标前进时，我们才能定义这些进步的目标，我们只有在达到目标的进程中才能确定这些目标的有效性。他不仅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是进步的，他还认为历史学发展也是进步的。他说:“历史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变化、运动，或者—如果你对于一个旧式一些的词不怎么吹毛求疵的话—它就是进步。”，“历史不仅是一项进步的记录，而且是一门‘进步的科学’，或者你愿意的话，在该词的两种意义上一一作为事件的进程和作为这些事件的记录一一是进步的”。历史的进步也带来了历史学家的进步，如理性和科学的研究，包括态度和方法。

然后，卡尔把进步性与历史的客观性结合在一起。他指出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从事实到历史事实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的针对事实的重要性而进行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所谓的客观，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存在终极的历史判断标准。因此，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是依靠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所以，当我们在赞扬一个历史学家客观时，往往是在赞扬其进步性。“一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比其他历史学家所写的要持久一些，包含更多终极特色和客观性，这就是那些我可以称之为对过去和未来都有长远眼光的历史学家”。即有能力超越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所带来的局限；有能力将视野投向未来，以这样的方法更深入、更持久洞悉过去。这些观点或许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但这也是卡尔思想精髓的鲜明体现。严谨地讲，客观性不能直接与进步性画上等号，但历史学家的客观性中应该要包含能体现历史进步的内容。

三

最后，正因为历史是进步的，所以卡尔说“ 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属于现在”，提出历史学家还要超越自身时代的局限。这里涉及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即该如何看待历史，卡尔从更宽阔的视野即理性的角度进行的阐述。

卡尔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笛卡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论证人类理性的解放和发展对社会变革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这些社会变革也反过来对人类理性发展又积极作用，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黑格尔用理性法则取代了天意法则，马克思从更为具体的方面阐述了理想对世界的支配。马克思认为历史意味着不能分割的三件事情：根据客观的，主要是客观的经济规律景象事件的运动；通过辨证的过程相应的思想的发展；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应的行动，阶级斗争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调和并团结起来。弗洛伊德为理性添加了一个新的范畴，鼓励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检查自己，检查动机，检查决定历史学家视角的民族背景和社会背景，检查那些将要出现的形成他关于过去观念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变得更加理性，理解和把握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能力加强，对历史的意识也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不仅能够改变环境，而且能够改变自身。因此，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历史的发展体现为用理性的法则来评判行为的世界。上述20世纪革命中理性的扩张，对历史学家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理性的扩张在本质上意味着迄今为止那些处于历史之外的群体和阶级的历史、民族和大陆的历史在历史中出现了”。伴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历史学家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在不断转移，对问题的思考在不断深化。这些民族不再是殖民地长官或人类学家关注的民族，而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民族。历史学视野领域的扩展和加深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发展。人类通过对自身的改变，唤醒了人们对社会、历史、政治的自觉。20世纪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兴起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学的发展也由此找到了突破。

总的来说，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文中的诸多论述，尤其是他的历史工具论，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个政治学家眼中的历史。至于该怎样看待历史，他更多的把研究历史的意义当做是一种对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的指导。虽然卡尔的某些论断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在开拓视野、审视历史等方面的巨大贡献。阅读本书，屡屡被卡尔的思想所点拨，仿佛已透过书本同作者本人进行交谈。借用卡尔在本书中的最后一句：“然而——地球还在转啊”，其史学理论对当今乃至未来仍是重要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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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宁翔宇.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读卡尔的《历史是什么?》[J].黑龙江史志,2009.

[6]姚虹.一本历史哲学的入门书——卡尔《历史是什么?》述解[J].历史教学问题,2017.

[7]程丹旭.历史与过去、现在及未来——读E.H.卡尔《历史是什么》[J].今日中国论坛,2012.

[8]李林丽.“历史”究竟是什么——读卡尔《历史是什么》[J].名作欣赏,2017.

读《史学导论原典选读》有感

刘琪琪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史学导论原典选读》中涉及许多历史类文献，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蒙塔尤》一书。

《蒙塔尤》不仅是一本很具特色的学术著作,而且在欧美许多国家成为畅销书。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大力倡导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在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不论是对了解14世纪初法国南部的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还是对了解法国新史学的发展,这本书都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蒙塔尤》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又译勒胡瓦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是部社会文化史研究专著，被学界视为微观史的早期典范之一。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勒华拉杜里从14世纪早期的宗教裁判所审讯档家出发，试图借助当时人自身的对话，通过描绘蒙塔尤这村落的图景，来描绘当时的法国农村社会，从而改变人们对中世纪乡村的刻板认识。这本书经出版，就登上了法国畅销书榜。

一、基本内容

1317年，雅克:富尼埃(即后来的教皇伯努瓦十二世)来到蒙塔尤所在地区担任主教。在十年的任职期间里，他建立了自己的宗教裁判所法庭，对蒙塔尤所在地区的异端，即纯洁派信徒，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留下的审问记录非常详尽，成为研究14世纪早期法国农村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这本书中，作者勒华拉杜里通过对宗教审判记录的研究，将嫌疑人(也就是蒙塔尤及其附近地区的居民)向审问者提供的信息进行重新编排和整理，再现了七百年前的一个法国山村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透过蒙塔尤村的内部图景、和蒙塔尤村有关的外部世界，以及蒙塔尤人的精神世界这三幅图景，作者细腻、真实地还原了中世纪法国农村的物质和精神风貌，进而改变了现代人对整个中世纪的刻板看法。

蒙塔尤是14世纪早期的一个村庄的名字。它位于法国南部的一处高原上，偏僻闭塞，大部分人一生贫穷。人们的生活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是家，二是信仰。家是蒙塔尤人生存的基础，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蒙塔尤的牧羊人代表了社会的最底层。与蒙塔尤村相对安稳的定居生活不同，牧羊人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产业，他们过着游牧的生活，大部分人终身没有结婚。不过，他们和村里人依然有着共同的东西。首先，他们都信仰纯洁派。牧羊人生活的“窝棚”是纯洁派在山区传递的节点，纯洁派信仰能在法国南部山区扎下根来，很大程度和这些牧羊人有关。其次，牧羊人也有很强的家庭观念。牧羊人不结婚，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穷，担心无力负担家庭和婚姻的开销。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追捕，牧羊人不得不带着羊群向南迁移:进入今天的西班牙境内。对于牧羊人皮埃尔莫里而言，他不会直漂泊在外，他要回家。用他的话说，这是命运，没有人能夺走他的命运。蒙塔尤人的心始终和他们的家牵绊在起。皮埃尔莫里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捕入狱的命运。由此可见，无论是蒙塔尤村里最有权有势的克莱格家族，还是远离村庄、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牧羊人皮埃尔莫里，家这个观念，始终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家，是蒙塔尤人第一个行为动机。

蒙塔尤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宗教信仰的影子。其中，在婚姻制度上，他们选

择配偶的标准是:一，本村人，也就是蒙塔尤人;二，有着相同的信仰。这种婚姻制度反映了蒙塔尤人的乡土观和对信仰的执着。随着死亡的接近，每于个蒙塔尤人都在考虑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死后的灵魂能不能得到拯救。蒙塔尤人相信，获得拯救的灵魂最终可以回到天堂。天堂是一个非常大的房子，所有的灵魂都幸福地生活在那儿。当世界上所有好的灵魂都回到天堂后，世界末日就到来了:地上的世界在雄雄大火中毁灭，其中，也包括蒙塔尤人非常重视的家。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灵魂随着世界毁灭，那就定要想力法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但是，光有贫穷还不够。-个人死前还要由神职人员举行定的宗教仪式，才能完成整个灵魂拯救的过程。可是，谁有资格举行还教灵魂的仪式呢?在蒙塔尤人看来，主张清贫禁欲生活的纯洁派才是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只有纯洁派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才能完成灵魂坯救的最后过程。所以，虽然对于蒙塔尤人来说，家很重要，虽然他们清楚信仰纯洁派的必然会招致罗马教会的残酷镇压，但是，为了保证更魂得到还救，他们日愿面险。

二、写作特点

《蒙塔尤》的特色与作者勒华拉杜里使用的方法有关。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使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杰作。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简言之,是历史学家采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视角、路数来考察历史现象,或者用新史学家的说法,即像人类学家那样与历史上的人们进行提问和对话。区别只是在于,人类学家是面对面地向研究对象提问和对话,而历史人类学家则是向史料提间,然而他们提出的间题却往往是相同的或相似的。值得注意的是,勒华拉杜里采用这种方法与传统史学家对待史料是不同的。这里反映了历史人类学对传统史学的超越和扬弃。传统史学注重的是历史事件的事实,关注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人类学的视野更为广阔。它更关注历史上人们的观念、心态、欲望、习俗、风气、行为等等,例如对家庭、宗教、爱、死亡、私生活、性、政治、服装、色彩、财富、人际关系、休闲生活等等的种种观念和态度。

总之,就像人类学注重研究文化,特别是文化的差异或者说文化的个性和独特性一样,历史人类学也把视角首先指向历史上人们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生活状况、社会心理、观念需求、风俗习惯、内心欲望等等。这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特长,它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具体了解生活在过去的先辈,因为它可以把历史表现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从而加深人们对过去的了解。为此,对历史人类学来说,不论在方法,还是在对史料的观念和史料的种类等方面,与传统史学都有很大区别。

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里成功地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解读了法国中世纪农民的文化、宗教观念和行为。他详细考察了当时农民的行为和意识,成功地揭示了广大民众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比起传统史学来,这也是一种超越和扬弃,因为传统史学在研究过去社会的精神生活时,主要是根据社会精英的观点和观念,因而很难如实反映广大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

三、人物形象

作者超越对经济和职业的描述，通过莫里引人注目的性格来解释14世纪初一个转场放牧蒙塔尤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态。《蒙塔尤》四、五、六，七章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描述莫里和他类似者的处境和生计。如同莫里在这个村里有许多数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类似法兰西北部的雇佣工，不受约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然而，莫里丝毫没有乡下人的那种闭塞，他乐于社交，拥有广泛的信息网，有朋友、伙伴甚至情妇。他有过短暂性的富裕，但对他而言，贫穷甚至是一种理想和价值体系。皮埃尔·莫里说：“我想用干活挣来的钱为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指纯洁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都做些好事。因为说实话，我搞不清楚这两种信仰中究竟哪一种更好。我比较倾向于异端，那是因为我与异端信徒交往和谈话较多，与其他信徒交往和谈话较少。”

在莫里眼中，纯洁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彼此越界的事屡见不鲜，他们毫不犹豫的在“两岸钓鱼”。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周围环境，诸如与职业有关的人际关系以及亲朋等，莫里倾向于异端。但莫里骨子里是14世纪最彻底的民主派，他宣扬基督教的福音憎恨，鄙视教会的奢侈豪华，对人们所称的‘阔佬’也予以谴责。他用蒙塔尤牧民的说法，叫这些人‘骑大骡子的人’。[2]莫里的格言是“无家无业”，他是比利牛斯山“无所不在”的人,对他来说命运和运气主要是个人的事。

勒华拉杜里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深入、具体的反映了皮埃尔·莫里的心态和精神生活，但我们须知在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人之间，在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之间，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在城市居民和农村之间，彼此的精神世界是很不相同的，文化和传统也是多种多样的。

四、总结

这部著作中勒华拉杜里几乎每论证一个观点都会发挥其“讲故事”的本领，书中有许多小人物的故事值得我们研究。幸运的是，勒华拉杜里在雅克富尼埃的古老的材料中发现了在旧制度下人民群众中脆弱的幸福形象，皮埃尔·莫里无疑是个幸福的牧羊人。但不论是《蒙塔尤》一书,还是历史人类学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们都还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李树栋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稿，同年11月、12月《改造》杂志第四卷第三、四号曾部分摘登。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1月初版。初版时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我所看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出版的。从属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全书除旧版的自序、各章节外，还有戴逸的总序，回顾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肯定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过渡的作用。总结20世纪三个主要特点：第一，进化史观的引进。第二，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第三，理性精神的张扬。同时对一百年中国史学做出了阶段划分：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笫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弅的对彖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笫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但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了 咐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笫四代史学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学从又化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投。一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史学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二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触，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史学理论、史学成果大量拥来，刺激了人们对中国史学的探索。一篇总序就概括了一百年间中国史学发展脉络，并且对各个阶段史学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让人印象深刻。使我对梁启超所做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背景上的认识。

梁启超先生，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1918年开始，专注于《中国通史》，甚至过度导致吐血数次。1920年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大量论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三项重要的理论论问题：关于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迨；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主要论述两项理论问题，史家的修养，专史的做法。以上五项合起来，就是梁启超构建的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是梁启超敏锐地输入、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同时又总结、发展中国传统史家的理论主张而形成的。

首先是关于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迨。历史是对人类社会连续活动的记录，其主体是“人”，包括人的情感、理智。意志等等。其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最少也是社会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单独的人。并且不同于仅供君主帝王专读，而是适合于所有人，即“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修史的目的便是是国民意识到现在与过去将来的因果关系，并且使其受到丰厚史学的影响，“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并且系统地提出对旧史改造的意见，从史书写作对彖、史家的视角、史家的客观态度、史书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等六个方面，对比论述新的史著与旧史的不同，指明由改造旧史到创造新史的途径。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改变旧史为帝王或特殊阶级服务，而为国民服务，改变旧史与现实生活割断联系，使之与当今社会进步密切相关。

第二是论历史的因果和动力。人与动物不同，先代指导暗示，能够记诵或者记录，传诸后代。从远古初民的神话传说，到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政书等体例完备形成。梁启超将其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纵观几千年历史专著成果，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与论述自然因果规律不同，历史规律决不能绝对化看待，常常是以时间、空间还有人类活动为基础所变化的。梁启超肯定了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似乎太过于夸大人的作用。

第三是史料的搜集与鉴别。这对史学者有很深的指导意义。何为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何得史料？“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即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

史料如此广博，如何搜集鉴别是大问题。梁启超提出一整套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 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除了长存疑惑心和广泛搜集比较之外，对于散逸的或有意隐瞒的，就需要寻找证据补充，并且侦查其中的蛛丝马迹，以求获取较为准确的历史样貌。

鉴别史料方法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史料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历过无数人的加工，并且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受制于时代的主流观念，所以鉴别史料要突破固有思维，细细思辨。“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但是很多时候找不到有力的反证，对于这种情况：“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对于同一件事史料矛盾该怎样选择呢？“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但是不免会产生错误。除了乾嘉学派的考证法以外，西方近代所用的归纳研究法也是受到梁启超推崇的。

再一个是考证伪书，对于鉴别史料也很有益处，主要有十二点：“一是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二是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三是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是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是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是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七是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是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是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是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 即能断其伪者。十一是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是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

第四是有关史家的修养。刘知几曾提出史家三长：史学、史识、史才，后章学诚又增加史德。梁启超对刘、章的总结进一步提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情感。他发挥章学诚的观点，提出“史德”是指史家心术要端正，毫不偏私，做到忠实、公正。要达到这种境界，需时时克服盘踞于头脑中的主观成分。史家极易犯的毛病是：“夸大”、“附会”、“武断”。必须力戒这些主观上的毛病，做到“鉴空衡平”公正无私。关于“史学 ”，梁认为，由于历史范国极其广博，治史者欲求无所不通是不可能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是：贵专精不责博杂，同时还要懂得常识。治史者应确定专攻的目标，专精决定自己的成绩。万法是：勤于抄录，长期积累，练习注意，发现问题，逐类搜求、跟踪追寻，“史识”，是指“历史家的观察力”。研究历史，要注重“求关联的事实”，因而凡是对研究问题稍有帮助的材料，一点都不可放松。历史家的观察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由全部到局部，你所研究的是局部问题，但不要忘记局部是全体的一部分；再由局部到全部，局部的事件或个人，要考察他对全体的影响。培养观察力的万法：一是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二是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要长期实行，不可放松。“史才 ”，是讲“作史的技术”，包括组织的才能（体裁体例、篇章结构）和文采。 组织的才能，是指形成全部书或一篇文章的结构的技巧，能够把许多材料整理包括起来。一是要讲究剪裁，在搜集到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决定取舍，去其渣滓留其菁华”。二是讲究材料组织连缀的能力。关于文采最重要的是做到两项：一是“简洁”，二是“飞动”。要培养优秀的史才，就要敢下苯功夫，“多读，少作、多改”，写作要谨慎、郑重。长期下苦功夫，最后写出的历史文章或著作，就能提高它的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着重的是专史的研究，区分为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 专史，断代的专史；分别作了概括性的论述。着重讲述了“人的专史”。《清代学术概论》则总结了明清到20世纪的学术思想的变化情况。论述了三百年间各个时期的思想演变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了大量学者的历史地位。既有宏观又有微观，非常清晰。

读了梁启超先生这本史学入门书，可以说对历史研究的方法，史料的搜集考察都有很深的感悟，同时也深感史学家的重要责任，并且为我以后的学习道路树立了信心。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读后感

王新蕾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来的世界――题记

话说“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道尽了中国史上王朝很难长期维持统一，繁荣，安定。即使是清代，也只能维持260年的统一，国民政府只能维持20余年的统一，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能保持统一三百年以上的王朝，每个王朝都是走向极盛之后慢慢衰落，最后无力维持统一，国家陷入分裂之局。

朝代在不断更迭，但是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但是，在1840年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步对我们这项遗产的价值提出了疑问，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

在我看来，历史悠久的统一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之久，并且我们拥有以二十四史为主的正史和数量极多的野史，历史资料极其丰富，在这种框架之下，我们中国现行的许多事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

统一对国家的发展贡献颇大，正如前辈史家白寿彝所言：“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对于中国的统一，其实我们有必要去肯定它所存在的内在价值，无论在经济，文化或者军事，政治的任何一方面，它都是有着无比巨大的突破以及贡献。而且，中国的统一王朝乃是千百年地球王朝史中唯一一个未曾截断的王朝，这一点仍旧值得我们炎黄子孙骄傲。

葛剑雄先生在文中论述了许多问题，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际上却是适得其反，统一的标准应该是政策上的服从和一致。而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去掳掠人口，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政权还没有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才能贸然出兵去干那些掳掠人口的蠢事，那台湾是从什时候真正属于中国的呢？直到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子郑克塽投降，后湾才成为清朝的一个府,从此与大陆政权确立归属关系。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士”所谓的自古也就仅仅能追溯到清朝而已，统一台湾之路前途漫漫，那么在这条道路上又有什么优势呢?落后就要换打，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CDP却相差甚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才使统一台湾成为可能，而中国统一任重而道远，文化的趋同，心灵的归属，统一的历史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代人的去世，这种文化的认同、心灵的归属会越来越淡化。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在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经济、赋税、刑法等制度)，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相反只要应用得当，结果会维护和加强统一。也许历史天法预则未来， 无法预知台湾何时被统一，能否被统一，但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我记的葛剑雄先生曾在《开讲啦》节目里说过：过去的历史和文化无论好坏，我们要全部都继承下来，继承下来后我们再考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承。

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21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有应有的地位。

浅析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温健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摘要：傅斯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是救亡图存运动中重要的学生领袖、赫赫有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与奠基人。其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一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领导众多学者在艰苦条件下投身历史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学理论与不朽的史学成果。傅斯年本人幼年即受传统学问熏陶，青年又留学海外，故其本人的史学思想具有独特性。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曾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宣传自己的史学思想。对《旨趣》一文进行研究分析，有利于我们理清傅斯年先生治史理论与方法体系，探寻合理性、优越性等以资借鉴。

关键词：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语言学，史料学

一、 傅斯年生平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山东聊城人，初字梦簪，字孟真。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由此聊城傅氏成为鲁西望族，不过后来家道中落。傅斯年从小勤于学业，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新文化运动兴盛，傅斯年曾著《文学革新申义》以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国内民主与科学思潮兴盛，傅斯年与好友罗家伦共同创建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傅斯年由此开始展现统治才华，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曾担任游行总指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也正是在这一年夏天，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留学欧洲，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得到渊博丰厚的知识储备，成为留学生中的翘楚。

1926年冬，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宣布成立。傅斯年受所长蔡元培聘请，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傅斯年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此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成为史语所成立的宣言。

此后遭逢国内动乱，傅斯年一直活跃于政界和学界，先后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于政界也有一定影响。晚年的傅斯年身体肥胖，并患有高血压，情绪容易激动。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葬于台湾大学校园，后嗣有傅仁轨等人。

二、中研院史语所与傅斯年

傅斯年先生在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桃李满天下，历来为学界所敬重。在史学领域，傅先生担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团结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入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人，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27年初创到1937年的十年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大量的史学人才在傅斯年等人的号召下进入史语所，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

在傅斯年的影响下，史语所学者们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在职期间，傅斯年组织了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对商代历史的研究；将明清大库的档案资料争取到史语所并组织专人整理，使史学界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傅斯年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傅斯年的这些观点，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都有体现。

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不仅仅是史语所成立以告天下的宣言，更是傅斯年本人对历史学的看法和治史主张的集合，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读下来，全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解释了何谓历史学与语言学，提出其著名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回顾了自西汉史家司马迁起中国史学与语言学的发展，指出中国古代也已经有不少史家作出了推陈出新的努力，开端虽好，然而到了近代却因为不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工具方法而导致反落后于西方，傅斯年对此表示惋惜。第二部分是傅斯年就第一部分出现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以后，不能随时发展，到了现在这样落后呢？”通过举例，傅斯年总结了三点原因：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创造之体系，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这三条标准简要而充分地体现了傅斯年的严谨求实的治史思想。也正是因为国内史学界的观念落后、思想混乱，许多宝贵的资料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史语所才会应运而生。

第三部分，傅斯年就当前史学界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第一是保持顾炎武、阎若璩的遗训，而这并不是让我们盲目的崇拜于权威，而是因为这些学者有着超脱其所处时代的近代治史方法，值得今人学习参考。照着材料的数量提出新的史学成果，利用和扩张新材料、发现解决新问题、进而完善和提高方法，这是一条无可置疑的正确路途；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则是扩张研究的工具。傅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是极深的。三条解决方法其实殊途同归，历史学、语言学的一切都围绕于史料，傅斯年进而得出，近代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第四部分，傅斯年详细的对史语所的工作规划进行了安排，他明确地指出，闭门造车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只有集体协作、集思广益才能使学术进步。由此，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史语所的发展蒸蒸日上，殷墟发掘、清史整理……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史学真正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四、“史学便是史料学”

从宏观视野看，20世纪上半期，西方史学已开始了从兰克式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国内史学界流派复杂，部分学者固守以中国经学为基础的传统史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则倡导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的“新史学”；在现代科学观念、中国传统学问、西方汉学的相互影响作用下，又产生了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来看，基于当时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的兴起，国内一些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仍局限于旧材料旧理论，以致停滞不前、难有创新突破的情况，傅斯年在创所之初就写下了自己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初衷和工作的旨趣，表达他自己对历史学的看法和自己所坚持的治史主张，就是为了破除旧规，引领中国史学走上新的道路。

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时，受到兰克史学的深刻影响。兰克学派历来有重视史料的传统，兰克本人也指出，史家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凭借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这一理论也被后来的实证主义史家奉为经典，在史学界中影响很大。傅斯年服膺于兰克学派的主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引入了兰克所标榜的“史学旨趣”概念，进而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不遗余力的宣扬这一观点，如在《史学与史料》发刊词中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又在《史学导论》中指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傅斯年最有名的治学名言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由此可见，傅斯年本人“中国的兰克”称号，确有道理。但在此基础上，傅斯年的突破在于结合了中国史学界发展的实际，从而使他的理论能够很好地发挥除旧更新的作用。

研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理论，不能简单的流于表面意义。“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提出有其学术渊源和时代背景，并不是简单地将史学和史料学画上等号，傅斯年的用意在于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历史应从史料入手，以史料为中心，传达一种重视史料的态度，而并非是在强调史料学的独尊地位。至于此理论是否过于片面、是否合理，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实证主义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对于任何历史研究来说，史料依旧是最重要的工具，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就如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论，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给予肯定或否定。理论界本来就是百家争鸣的，没有完全合理的理论，研究历史便应当博采百家，取精华而去糟粕，如何汲取史家的理论精华能为今日所用，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头等问题。

五、“天下英雄独使君”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傅斯年是一个特别的“自由主义者”。他纠缠于政治，却又刚介正直，固守民族大义，对看不惯的卑劣行为嗤之以鼻；他领导学界统筹各方，却因脾气暴躁、独断专行而多受诋毁。他说了许多看似断章取义、容易被误解的话，但学界的学者们，却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诣。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对学问严谨，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付以真心，如他与陈寅恪、梁思成的交游。对曾经帮助过影响过自己的人，亦不忘旧。抛去成见，耿直狷介、嫉恶如仇、雄才独断的性格，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有风骨、有气节的性情中人傅斯年，他的史学成就值得我们后人用心体会学习。胡适一生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他的一席话大概最能概括傅斯年其人，即：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史学瀚海

——《史学导论》读后感

梁竣淇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人文实验班）

摘要：追寻历史的脚步，探索历史的奥妙。畅游于历史海洋之中，我们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精神食粮，获得无尽的智慧与力量，更可贵的是，海纳百川，我们要更能容纳不一样的思想，携手启航共同创造我们的历史。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家；历史事实

History is vast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Junqi Liang

(institute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shandong province 266071)

Abstract: To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history, explore the mystery of history. Traveling in the sea of history, we constantly enrich our spiritual food, gain endless wisdom and strength, and more valuablely, we should be more able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ideas and join hands to create our history.

Keywords: History; historian; historical fact.

一、历史究竟为何？

历史是什么？在爱德华·霍列特看来，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①。

其实，刚一开始，我对他的观点并不是很认同。历史首先是基于过去所发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史实构成的，它必须是真实的。这不能根据历史学家的主观臆断而做出取舍。事实本身并不能够说话，只有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顺序讲什么内容，这些都是有历史学家决定的。

如同彼兰德罗的剧中人物之一所讲的，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文中提到的哈斯丁斯战役由一个过去的事实，由于在多个重大场合被提及，为历史学家所重视，演变为历史事件。与之对比的是，卖假货的小商贩被一伙暴徒踢死，当时这件事会成为新闻。如果今后无人再提及，它便会落入非历史事实的深渊之中。

以上是历史学家对于当时历史事件的遴选，毫无疑问地是，他们会将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记录下来。后世阅读他们的著述，可以看到哈斯丁斯战役的内容，但对卖假货的小商贩被一伙暴徒踢死一无所知。

历史主要记载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但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身临其境。这主要归因于，历史学家并没有很好地甚至忽略描绘当时的情景，反应当时的场景并不全面。

《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到“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情景是有缺点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许多许多部分已偶而丧失，而是因为大体说来这种叙述是由雅典一小部分人作出的。五世纪时的希腊在雅典公民看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得很多，可是从斯巴达人、格林多人、须卜兹人来看它是怎样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对于波斯人，对于奴隶，或者居住在雅典的非公民它是怎样的了。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而选择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一些人选择决定的... ...”

同样地，当我们在一本现代人写的中世纪历史中读到中世纪人对宗教十分虔诚时，我就在想我们现代人是怎么知道的，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中世纪历史的事实，差不多全是由历代的编年史家为我们选择的。

就真实性而言，对于时间近的历史事实，我们尚可追溯探讨，但对于年代久远的历史事实，我们无法追溯考究，只能选择相信历史学家所记载阐释的那样，相信他们的严谨真实性。历史学家负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从这层面来讲，历史学家为我们了解历史提前做好了筛选过滤，让我们直接汲取历史中的营养。尽管，历史学家会将其中的少部分营养给过滤掉，但精髓还是传承了下来，让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

如果历史学家不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那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就会出现一种异端，那就是：历史包括编纂最大数量无可辩驳的、客观的事实。正是这种异端，在过去的百年来，对近代历史学家产生摧毁性的影响，在德国、英国以及美国产生了一大批枯燥无味、充满事实的史书论著，还有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越来越多的东西，沉默在毫无生机的事实海洋里。未经处理的海量事实，充斥着无关痛痒的小事，与写日记或者记流水账没有什么区别，让我们读起来也是一头乱麻，异常地枯燥无味，以至于不知从何读起。最关键的是当时的重大标志性事实并未凸显出来，看不到历史的进程究竟是怎样的。显然，事实的堆积构不成历史，反而将读者引向迷茫的海洋，无所适从。

由此看来，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实的理顺再创造是很有必要的，他们著书立说，通过历史事实获得经验心得，而后总结形成历史规律。以清晰的线索、几近完美的逻辑、略带感情色彩的言辞让读者身临其境。说到这里，有人会有疑问，这样写历史，会不会像写小说一样扭曲历史真相呢？毕竟，历史这门学科以事实真相为存在的基础。如果历史事实失真，那么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我想说的是，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真相第一。在坚持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历史学家可以结合当时环境，将人物状态融入适当的心理活动或者感情色彩，让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司马迁的《史记》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生机盎然的历史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纵览《史记·太史公自序》，语言干脆利落，但韵味十足。“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②仅用一段文字，司马迁便将战国时代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以及道家的思想利弊逐一表述出来，最终博众家之长，用于治世之道。其语言简明扼要，韵味十足，让读者阅之琅琅上口，甘之如饴。

编纂《史记》之时，司马迁因替李陵将军于朝堂辩护，遭受宫刑。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忍辱负重的生，立志完成《史记》。以古代名家励志故事进行自我激励——“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③

司马迁年轻时游历四方，饱读诗书，在全身心撰写《史记》之时，却遭此横祸。他内心虽愤懑，但想到父亲临终时的嘱托，他硬是坚持了下来。他唯一能做的是让他的字里行间充满力量。

正是他之前的历史事实，在他困厄之际显现他的脑海之中，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活下去的勇气。他又以优美的文笔，以排山倒海之气势将这历史事实记录在《史记》之中，将这种逆境奋起的力量传递给后世。我想这便是历史的真正意义，激励当代亦激励后世。

试想，如若没有司马迁为我们整理带有激励性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干巴巴的事实。什么时间在哪里做了哪些事情，类似于新闻播报般平铺直叙，毫无斗志可言。它们虽然是事实，但毫无意义，若不加以理顺，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无从体现。这就好比历史事实是一把木柴，历史学家是一团火焰，如果只是将木柴堆积在一起，没有火焰，纵使堆得再高，它也是不能燃烧的。只有用火焰将木柴点燃，木柴才会展现出它惊人的能量。

由此看来，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这样的历史，对于后世的指导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历史不会重演，但却总是惊人的相似，要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就要努力地研究过去。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所在。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汲取精华，避免无谓的错误，少走人生弯路，让自己的人生能够走得更为顺畅。抑或身处逆境之中，依然斗志昂扬，迎难而上，直至胜利的号角吹响。

从更大的层面来讲，历史传递的是一种精、气、神，只不过它蕴含在每个历史事实当中，历史学家通过精心雕琢打磨，将这种精、气、神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在我们的文化学习中得以传承发扬。

三、海纳百川的历史

尽管历史具有很大的借鉴指导作用，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不能决定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因为较之于历史过去，此时的时间、地点条件发生了改变，做同样事情，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都应有所变动。所以对于历史，我们要取其精髓之处，切忌死板照条，按图索骥，学会根据实地情况相机而变，这样才能让事情顺利发展进行，不至于陷入极端之囧境。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之一的胡适，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开明不走极端的一位学者。他在1959年的著作《容忍与自由》中，转述他在母校康耐尔大学布尔先生讲过的：“我年纪越大，越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④。这让我产生了强烈地共鸣。

众所周知，真理是有条件的，以时间、地点等条件的转移为转移。换句话说，没有一条绝对的真理适合所有的情境条件，所以对于历史事实的评价与借鉴也应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我们要有容纳异己的雅量，因为我们所坚持的可能是错误的。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容忍的态度最难得。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和约翰高尔文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赛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

以“不容忍”代替“不容忍”，思想还是极度专制，这跟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实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实代表上帝的意志，那么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

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君子和而不同，方能海纳百川，汇聚四方精华；小人同而不和，以致穷途末路，干涸断流。我们要时刻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对错与否，自行斟酌，对自己思想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正，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想法见解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的。

在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书中提到，他与陈独秀就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时的寄信往来内容。胡适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简而言之，胡适提倡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让大家慢慢接受白话文，而不是一意孤行，专制武断，让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反观陈独秀的回信，他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认为这是一种思想极其武断、极其专制、极其排外霸道的一种态度。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如果将这种思想强行压制在国人头上，我想后果肯定是国人的心不甘情不愿。换一种让大家喜闻乐见的诙谐幽默的方式，让国人渐渐看清白话文的方便之处，与文言文的拗口难懂形成对比，说着说着就习惯了，潜移默化地让大家打心底里接受白话文。我想这种容忍的态度，会让国人心服口服。

由此可以得出，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能“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四、总结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历史不是由一堆干巴巴的历史事实堆积而成，它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也可以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让读者意趣横生，置身其中，从中汲取精神食粮，获得智慧与力量。历史所给予的智慧与力量，一定会丰富充盈自己的思想，进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当前的以及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同时，别人也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当自己的见解与别人的见解相左时，我们应该要容纳别人相左的见解，听听别人的意见，让两种见解在思想上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优化，最终才会让正确的见解得以顺利实现。

泰山不拒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而是全人类的历史，它就如同海洋一般胸襟广阔，包罗万象。新时代，新视野，我们应胸怀天下，饱读史书，带七分豪情，建功立业，创造属于我们的历史。

【参考文献】

[1]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9).

[3]胡适.容忍与自由[J].自由中国,1959,(6):167-173.823-828.

读《万历十五年》

高凌飞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历史班）

《万历十五年》是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1976年完成的著作，最初出版的是英文本（《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本，200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增订本。该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发人深思。

《万历十五年》从无关紧要的1587年入手，正如开篇和文末所说的——“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十五年》通过描述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位的人生经历，来揭示明朝衰落的原因。黄仁宇认为这些人物皆曾与明代落后的道德礼仪制度抗争，但终以悲剧收场。

明朝治理天下，礼仪起着巨大的作用，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幼时登基，便在慈圣皇太后和张居正的影响下，学习明代的礼仪与道德。然而追溯到 1587年——常洛出生的第二年，他为了心爱的郑贵妃决心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对抗文官集团。结果以失败告终，这促使他走上了一条长期与文官集团冷战的道路，即“无为”的怠政。而万历皇帝的怠政是长期与文官集团对抗失利后所做的最后抵抗。可以看到文官集团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强迫万历皇帝摒弃个人意志，接受以道德为精神支柱，以文牍为管理方法的帝国体制。身为一朝天子的朱翊钧在以上种种与文官集团对峙失利的形势下，忧郁无奈，在青年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寝，谒陵后30多年再未走出紫禁城，充当一位活着的祖宗。

大明一朝最卓越的政治家张居正身为元辅、帝师，其生前得到万历皇帝的绝对信任和无上恩宠。这在当时是他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推行各种改革的资本，再加上他的智慧和勇气，使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万历中兴。然而，“幼主强臣”，犯了封建王朝的大忌，导致结局人亡政息。其实，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重整朝纲，也不过是对洪武时期的旧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给垂死的帝国服了一剂强心剂。尤其是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伤害文官利益聚合体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好处为代价的，这个郁积在其强势的生前没有爆发，死后即被清算。纵使张居正生前雷厉风行，振衰起敝甚是痛快，却也无法在数目字上精细管理。在一个人情、血亲固化的单一意识形态体系下，贤贤必定受到亲亲、尊尊的排斥和挤压，帝国需要以均衡的姿态维持天朝的一统，改革的粗疏只能让隐藏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

“世间已无张居正”，使帝国失去了重心，犹如航船失去了方向，而这时，大学士申时行的出现缓和了时局的紧张局势。申时行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深刻地认识到为了重新实现文官集团的平衡，必须首先倡导自己的善意以协调文官集团“阴”“阳”的张力，促成团结合作。所以，他决心做和事佬，全然没有前任趾高气扬的姿态。对他而言，“和稀泥”是一门技术，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至少从他个人的利害关系上是这样的。尽管有时被指斥为“首鼠两端”“左顾右盼”，然而他淡然笑之。他的诚意体现在努力使得各种人才都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长处，而首辅本人则对文官集团起着感化和模范的作用。他在行政上的举措，往往施之于微妙的人事安排，也从不多加渲染。这一切，表面上使得帝国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蹒跚前进，有望重新奔回正道。然而，实质上却没有真正解决任何的争端，内里早以溃烂不堪，只是在静静等待一个导火线爆发而已。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富有传奇性的人物，腐败中的神话。他的一生充斥着是是非非，但就其追求和品格而言，他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海瑞恪守传统儒家道德，成为圣朝的点缀，但最终没能看破官场的阴阳之道，每次为官开场时皆轰轰烈烈，结局都匆匆离场，时论戏之为“古怪”“志大才疏”。海瑞“意主于利民，然行事不能无偏”，在任职南直隶巡抚任上，处理民事诉讼其司法判断极为简单，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海瑞请求判决，十之六七，也要凭借道德的标尺，以“善”或“恶”的名义做出裁决。海瑞的悲剧在于，他的个人操守和正直只能成长为丛木，不可能形成森林，他缺乏一种前瞻性的智慧，他无法管窥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阳面上奉行儒家伦理，实际操作执行另一套方法。影响了中国千年的儒教固化了海瑞这样道德化的人物，在其个人牺牲的基础上，社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这是清官之幸与不幸。然而，海瑞对于时下也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仍然鲜活地存在于各种影视文本以及大众社会的集体记忆里。

戚继光是大明朝的一代将星，也是一位孤独的将领，这一切都源自于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和求实精神，表现于革新却不与传统距离过远。当时，明朝太祖开创的卫所和军户以及零碎的补给制度，早就适应不了国防战争的需要，陈旧不堪。然而这个帝国的君主专权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能寻找种种妥协的办法来做局部的修补，维护一统。戚继光的聪明在于他看到了妥协无可避免，组织上既然走不通，就从私人关系上谋划。作为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戚继光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没有把自己人事上的才能当成个人晋升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抵御外侮的手段。他接受时局的社会现实，在政治许可的范围内革新军事技术，讲究实战，并以实用的精神尽力操办。而他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蓟州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大明文官节制武官的成例注定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帝国也失去了重振军备的最好契机。以后，白山黑水间崛起的八旗军取代本朝，则是迟早的事情了。

在李贽所处的时代，伦理道德对日常生活的僵化控制已使整个社会渐趋凝固。李贽信仰自由，非常厌恶当时的伪君子、假道学。李贽渴望改造社会的愿望是强烈的，但这种关心又是极为矛盾的。他一方面拒绝传统，另一方面又难以同传统彻底决裂，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李贽在内心有一场持久而剧烈的自我交战，是一个自相冲突的儒家。李贽的不幸在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游离的意识形态，更不能出现自由放纵的思维，甚至怀疑这一道德意识形态的行为，一旦出现，就将是帝国构架的大敌。帝国的体制必须要求单一平均同质静止的存在，而绝不能出现开放自由多元形态，这也直接引致了李贽的狂躁和怪癖。参破生死幻梦纠缠的哲学家终于以剃刀自刎，“七十老翁何所求”。在某种意义上，李贽的这种痛苦也是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每个人的痛苦。

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五份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则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

黄仁宇写作本书的目的，重在说明“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原因在于“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历史”观的史学新论，也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待历史”。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他的“大历史”观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这种大尺度的研究历史，可以得出清晰而自然的历史脉络。同时，“大历史”观也是从技术的角度通过对典型历史人物进行分析，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因此，用这种拉长的视角和技术的角度观察明代晚期上层人物，他们限于时代格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最终也改变不了大局。

《万历十五年》不是专题史，不是断代史，也不是编年史，而是将历史上无大事可叙的、平平淡淡的一年（1587年）作为横切面，从不甚为人注意的末节，引出一个朝代的兴衰。黄仁宇在谈到自己写作《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

学术界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存在争议。首先，它的学术价值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有待商榷。如书中对史料解读的问题，在学界引发讨论。潘叔明和许苏民在《<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指出作者对李贽著作做了掐头去尾进行描述的问题。具体是李贽对海瑞、蔡文姬的评论、李贽赞扬寡妇守节问题、李贽思想性格及思想的人民性问题等的错误解读，同时将李贽写成一位消极苦闷的思想家也并不符合史实。陈梧桐在《<万历十五年>质疑》中指出作者对所征引的史料多有误读、歪曲或篡改之处。如：第五章作者认为海瑞为母亲做寿买的肉是猪肉的理解，与《明史》《海瑞集》《国朝献征录》文献记载的“肉”的概念不符，加之海瑞是回族人，更不可能食用猪肉。出现这样的史料解读，提醒每位学者的研究更加严谨，以免产生更多疏漏误解之处。

综上可见，《万历十五年》作为一本畅销书，有其独特的大历史观研究视角、形象生动的叙事风格等优点，吸引诸多历史爱好者阅读。但也存在史料的解读问题和总体悲观基调的问题。因此，读者需要有自主分辨的能力，汲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并对其中的谬误进行勘正。

【参考文献】

[1]郝莉：《史书贵在真实——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新远见》,2012年第8期。

[2]刘秋雅：《太平下的危机——读<万历十五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3]刘昕：《“大历史”背后的人物命运——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0期。

[4]文波：《试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万历十五年>》,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朱晓鸣，易承志：《历史的逻辑与<万历十五年>——兼论其中的某些疏漏》，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2期。

抗疫作品展示

除夕许愿：我等你们看樱花

路薇田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8级人文实验班）

2020年1月23日，是庚子鼠年的大年三十。

我市附属医院第一批医疗队正式集合，将于24日奔赴武汉。

学姐是市附属医院感科医生，我联系上她时她已经签了字，家里叔叔阿姨一边埋怨她“傻”，一边却给她包她最爱吃的白菜猪肉饺子。

“…明天就出发？”我看着屏幕里她一脸平静的样子，憋了半天只问了这一句。

“对，别担心。”她笑了笑，把头上的帽子拿开，“给你看我新发型——这样不容易吸附病毒，我今早自己剪的。”

那一头她精心保养的长发现在紧紧贴着耳根，短如春草萌发。

她只字不提她的不舍，好像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这是对病人的负责，也是对我自己的负责嘛。”

我知道。

她是九零后，和我们同龄人一样，她也喜欢和朋友出去旅行，关注几个穿搭时尚博主，喜欢帅气的男艺人，偶尔在微博纠结哪个色号的口红更好看。她也会在减肥时眼馋刚炸好的鸡腿，也会在冬天偷偷吃冰激凌，也会在不想刷碗时和爸妈撒娇，也会心血来潮在厨房做甜点。

她离我是这样的近，我们聊天，约饭，逛街，有些时候险些忘记身边这个女孩是一位医生。

可那身皎洁如雪的白大褂，她从未舍得脱下。

我记得高中读书很累，支撑她刻苦奋战三年的动力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医生。大学亦是如此，本来胆小的她为了实验克服恐惧，终于可以面对小白鼠、小青蛙，直到医治好她的第一个病人。“你可能不知道，当我看着他脱下病号服穿上新买的衣服，笑着跟你道谢，然后健健康康地走出医院，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这次支援武汉是她第一次参与外地感染救治。

她说：“我许好愿望了，等患者们出院了，春暖花开，我陪他们上街看樱花。”

穿上白色的防护服，她也开始学着和先前无数的白衣天使一样，开始争分夺秒在死神手里抢人了。

她说，大学第一天她在医学院的墙上背下了誓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从那一刻起，这些话的意义反复在心中深化，不可磨灭。

她很普通，她就是“你”，就是“我”，也是“我们”。

“等到春暖花开，我想在武汉人流如织的街上看樱花盛开。”

待到樱花烂漫时

史晓雪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8级历史系）

最近在微博看到一句话：“2020年的节奏很像动作大片，开场字幕刚出完就是一个大爆炸。”仔细想想也是贴切。2020年春节大概是中国人过得最不喜庆的一个春节，新冠肺炎的出现让原本的新春盛典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惶恐不安中，人们囤积口罩、搬空超市、哄抢双黄连、闭门不出、谢绝亲友。平凡的世界总有着不平凡的人物，面对疫情，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救治病患，科研人员也在夜以继日的研制药剂。

来自辽宁、上海、天津、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山东、河南、福建等省（市）的支援医疗队将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支持湖北省16个市的疫情防控救治工作。来自世界各地的防疫物资也在昼夜不息、驰援湖北。上一次听到“一省包一市”这个词，还是在12年前的汶川地震期间。5·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汶川、北川、绵竹、青川等县、市几为废墟，是所有中国人心头的一道疤！当时关于灾区的重建，就采用了一省包一市的方式，短短两年便恢复良好，那些恩情即使时隔多年，人们都记在心里从未忘记！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快递、外卖员、清洁工····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护着一座城市的正常运作。他们做着平凡的工作，心中却藏有大爱。我们在家里衣食无忧，但一线的人员却忙得顾不上饭菜，所幸有他们，能够让他们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汤。有他们在，城市不会死寂，不会沉沦，城市只是按下了“暂停键”。

在很多你看不见的地方，有很多人在默默付出。有在境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临时果断将行李扔掉，换成几千只口罩拖回来捐献给前线；有很多专门的代购，日夜颠蔽，起早贪黑带回来很多口罩，却坚持只收成本价；还有依靠自己国外的人脉，千辛万苦采购物资寄回来支援，一次次关切地问你“口罩够不够”的身边人……在一线的你，在病床上的你，在疫情之下坚守的你……并不孤独。如果你觉得很难，请你看看，还有身边那么多人和你一起在战斗。我们要相信，每个个体都是一束光，你一点点，我一点点，星星点点，最后终能汇成璀璨星空。

河山仍在我梦萦，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自武汉疫情发生以来，许多旅居国外的华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用扫货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国人是何等的团结，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千万里之外，同根同源的那份责任与牵挂。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世界各地爱国华人，自发组织集会合唱国歌，为武汉加油，看得人热血沸腾。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就透露，在抗击肺炎的战役中，他动员福耀集团海外的员工去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到处去买口罩，把当地的口罩都快买光了。一个从肯尼亚飞往广州的普通航班，飞机前舱里的景象让人惊讶：一排排座位上，“坐”的不是客人，而是一箱箱口罩！这上千个大箱子，里面都是医用物资：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手套、防护服……全是肯尼亚华侨华人捐助的，当地几乎所有的口罩都被华人运往中国，它们会被送到湖北、安徽等地。这奇特的“口罩航班”，在全世界都是头一遭，一个销售员说这个民族太团结了，太可怕了。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虽然人不在中国，但是他们的中国心，千里万里都能被感知。

这个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此团结。不管身在何处，炎黄子孙的血脉是割不断的。很多华人都心系祖国，在用不同的方式共抗疫情。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还好在灾难面前，中国人的悲欢默契相通，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们，他们也在发着自己的一分光。“你贵姓？”“中国人。”我们之所以相信勇气，是因为中国人总是在危难时刻，仍选择做自己该做的事。武汉疫情是每个海外华人共同的乡愁，游子们没有忘记自己根的来源，他们身在国外，却想尽办法筹集物资，支援祖国。这些遥远的温暖，定会融化这个艰难的寒冬，对此我们笃定相信。武汉武汉，收到请回答。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艾青和当时文艺界许多人士一同撤出武汉，他在《我爱这土地》中这样写道：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爱得深沉，才会眼里常含泪水。如今那些为武汉、为祖国千里驰援温暖的华人，他们举着火把想要驱散黑暗，他们将自己的乡愁寄托在珍贵的物资上，日夜兼程发往武汉，发往祖国。

武汉封城后，白岩松曾评论说：“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是的。一次疫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个世界，同时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遍自己。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最大的幸运，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一场疫情，总会过去，终会成为历史。历史是一条伟大的洪流，没有一个人会不为历史的璀璨流泪，但在历史这条河里，熠熠闪光的永远是人。我们能做的只有看见、记住、不辜负。如果未来有一天，你的孩子问起你时，至少你不会感到惭愧，你可以告诉他：未来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锦上添花的人，但是希望你一定要有一颗雪中送炭的心。团结一致，不该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你我一起做出来的成绩。请让世界看到，请让世界听到：这个世界什么都会坍塌，但是中国人会一直站着！

中国有句古话，叫“患难见真情”。疫情肆虐，武汉告急，真正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这个时候，最考验人性。而在这场疫情中，我重新读懂了中国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没有抱怨，没有推诿，四海同心，九州一力，同仇敌忾。谁力量大谁就多挑点担子，平时吵吵闹闹的家人，此刻全都拧成一股绳，一对一帮扶，同心同愿，众志成城，朝着一个目标奋斗！即使平时吵得再凶，危难面前，才知道什么叫血浓于水的家人，什么叫打断骨头连着筋！疫情从武汉到全国，支援从全国到武汉，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还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疫情无情人有情，肩负使命的医生赌上性命，护人周全。为了防护需要，医生们出征前都做了一件事——理发。男队员剃光头，女队员剪短发。

热血豪情的建设者使命必达，夜以继日。2020年2月2日，武汉传来了好消息：10天，34000平方米，1000张床位，火神山医院建好了！电视机，热水器，空调和独立卫生间，5G基站，一应俱全。哪有什么“基建狂魔”，不过是一群不分昼夜不辞辛劳的普通一线工人罢了。

在这场灾难面前，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受到疫情的影响，或大或小。但你要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它。如果你闭门在家，请一定要出门戴好口罩，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配合防疫工作，不出门添乱；如果你有家人朋友站在一线，请你为他们加油打气，安心等他们归来；即使现在很难，但有这么多平凡的人在默默付出，在坚守。整个社会的老老少少，大家善良、自觉、勇敢、团结、有责任感……我们一定可以熬过去！这两天，很多地方又开始下雪了，大地白茫茫的，你家那边也下雪了吗？不要害怕，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樱花就要开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春暖花开时，我在樱花烂漫处等你。

待到春暖花开时，我们再去江城

秦梦箫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人文实验班）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喜欢新年，喜欢全家人欢聚时的笑脸，喜欢大快朵颐时的满足，喜欢街上张灯结彩的热闹，喜欢新一年的憧憬与向往。

庚子新年悄然而至，而我们没有了送别己亥年的不舍，没有了迎接庚子年的喜悦，只有对疫情的警惕和健康的担忧。

如果我们将时间的齿轮拨向110年前，也就是1910年，那时的哈尔滨是什么样子呢？

作为东三省的中心，清朝末年的哈尔滨是繁华发达的：近代城市雏形，国际性商埠，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聚集这里，19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而此时的哈尔滨人无暇赞美城市，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整个东三省陷入了恐慌。

故事要从1910年10月25日讲起，满洲里有一家叫“魁升员”的客栈，住进了两位从俄国回来的中国矿工，他们突然发烧、咳血、身上出现紫红色的斑点，很快就死了。这也是一系列恐怖事情的开始：客栈里的服务人员、其他客人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短短几天，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也有人死于这种神秘疾病，不久，长春、沈阳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在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他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更重要的是，一旦疫情随着铁路和回乡过年的人群蔓延，那么，不只是一关之隔的北京，甚至整个中国都可能沦为疫区，后果不堪设想。

外国医者经过化验确定了这是鼠疫——一种肆虐欧洲近四个世纪的传染病。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黑死病，曾经使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近万人死亡，凭一己之力使欧洲人均寿命减少十岁。

两个月来，清廷进退维谷，一方面不想让列强插手东北事务，另一方面担心疫情飞速蔓延、殃及整个王朝。此时已是1910年12月，一位名叫伍连德的年轻医生紧急入京。伍连德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希望他能尽快扑灭鼠疫。伍连德逆流而上，带着助手赶去了疫情最为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或许，就连力荐他的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也没有想到，此事被后人称为“帝国最后的荣光”，此人被称为“国士无双”。

此前，西方专家一直致力于灭鼠行动，但解剖的老鼠身上并没有鼠疫杆菌。早于伍连德到达的姚医生也向他坦陈：傅家甸民居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再加上伍连德曾克服社会风俗和法律的障碍，解剖过一具因鼠疫而死的日本女人尸体。最终，伍连德认为，这次的鼠疫明显异于此前西方发生的鼠疫，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呼吸的飞沫传播。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口罩，只用两层纱布和一块吸水药棉组成，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极低。

但很多外国医生并不相信伍连德的发现，直到法国医生梅尼在没有戴这种口罩的情况下造访铁路医院6天后患鼠疫死亡，专家们才相信了这一判断。

1911年1月，战役终于全方位打响。

首先，从1月份开始，山海关、南满铁路、东清铁路、京津铁路陆续关闭。其次，伍连德将傅家甸分成四个区，各区分有白、红、黄、蓝4种不同证章，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并配有警力严格控制各区之间的来往。还设置搜查队、医生巡视各区，挨家挨户检查疫情，只要发现感染者就立即送到医院，隔离家属和接触者，并用生硫磺和石炭酸给房子消毒。另外，将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来安置病情不同的病人，他又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1300节车厢作为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接触者和疑似者，配有医生每日诊察，连续7天体温正常后可解除隔离。最后一项措施是焚尸，伍连德认为坟场里几千具等待开春冻土融化后下葬的尸体带有鼠疫杆菌，极易再次传播，因此他决定焚尸，历经重重困难，朝廷下旨准奏，整个东三省立即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

终于，疫情出现了转机。

1911年3月1日，注定是一个要被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距离伍连德首次抵达哈尔滨仅仅67天。这一天，整整24个小时内，哈尔滨首次无一例死亡！

1911年4月23日，清政府宣布全面消除了东北鼠疫。伍连德先生也被国际医学联盟授予 “鼠疫斗士”称号。

2020年1月，一场新的战役也打响了。江城告急，湖北告急！全国各大医院纷纷派遣医疗队，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王牌医生齐聚武汉。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袭白衣便是战袍，医疗工作者与死神奋争，看不见的是刀光剑影，看得见的是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眸，一张张出院的笑脸。

疫情发生时，我们是惶恐的。毕竟，没有发现传染源、没有特效药、不知道是否会人传人，再加上疫情正逢中国人民最为重视的春节，人口流动量巨大，这些困难如何面对？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中国人民骨子里的韧劲被充分发挥出来：党中央迅速成立应对疫情领导小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又一次证明了中国速度，方舱医院的建设如火如荼，各省与湖北各市对口派驻多批医疗队，海内外华人侨胞纷纷想方设法将爱心物资运回国，基层党员带头守住第一道防线……截至2月14日24时，除湖北本地医疗工作者外，各地共派出217支医疗队，25666名医疗队员（不包括军队医疗队和队员）！

曾经，我遇到过一个问题：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历史系学生，我很难回答，但这次的疫情给了我一点启发——灯塔。我们何其幸运拥有那么多史料，又是何其幸运能够触摸千百年的沧桑，就像秦文医生在前线救治病人一样，我们有责任让下一代乃至世世代代知道，1910年的中国何其有幸遇到了伍连德先生，2020年的中国何其有幸遇到了钟南山院士。如果有一天旧日重演，他们的名字、经验、精神应该被人想起，应该激励着更多人前行。他们就是灯塔。

百年前的疫情在那种条件下都可以被消灭，今天的疫情一定也会被克服。一身白衣，悬壶济世，受命于危，术精岐黄。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一定能被克服。

我们期待三月春光武大樱花的娇艳，春和景明黄鹤楼的古朴， 夜幕降临长江大桥的雄伟，待到春暖花开时，我们一定再去江城！

抗疫书画作品

信心是长效的疫苗。面对疫情，我们要万众一心，积极学习疫情防控知识，勤洗手，戴口罩；还要时刻关注政府权威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大家众志成城，共同努力，战胜疫情！以武汉著名建筑古德寺为背景，期冀让武汉回到全中国温暖的怀抱的美好愿望，再去看武汉的美景，那时应是战役胜利的时刻。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的背影，就像是伟岸的山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此刻都是光辉而伟大的，旁边的病床永远是他们守护的对象，这是全国人民抗疫的坚持。 ——18级历史班刘昱含

17级历史班 曹悦

天佑中华，共克时艰。中华民族自风雨中走来，也必将坚韧地战胜病魔！作为炎黄子孙、祖国儿女，即便身不能至，我们也应承担起这份职责，面对疫情，万众一心，毫不退缩！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18级人文班程祺芮

本作品以书法的文字形式传达出人们于抗疫时期同力协契、共克时艰的积极向上精神。对最美逆行者及幕后爱心人士无私奉献的赞美体现出中华民族极强的凝聚力。加油！相信明天会更好！——18级人文班张怡然

惟愿百病不侵，别来无恙。我想用这简单的几个字祝前线的医护工作者和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无忧。——17级人文实验班贾秀羿

如今的庚子春就如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一般。蜀有诸葛亮临表涕零，义无返顾为兴复汉室出征；今有无数白衣战士不畏死亡，挥别亲人奔赴这战场。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定可以迎来春天，繁花与共。——18级人文实验班鲁宇航

学术前沿

新书推荐：

              《门阙、轴线与道路：秦汉政治理想的空间表达》

  作者简介：曾磊，男，汉族，1982年5月生，籍贯山东沂源。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4年3月博士后出站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秦汉史、简帛学。

内容简介：全书详细分析了门阙等人工建筑营造的政治空间的象征意义；秦代以咸阳为中心、朐县秦东门和高阙为端点的东西、南北两条轴线。又通过对汉代博士群体籍贯及活动地域的分析，讨论了汉代文化空间的流变等具体问题。

               《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研究》

  作者简介：黄云鹤，女，吉林省通榆县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治学方向为唐宋文献整理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唐宋下层士人研究》、《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古代民俗文化史》等，参编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内容简介：本书以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共分十章，对群体规模进行量化分析，评价其总体力量；分析他们的生存状况、社会出路、社会地位、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及他们与社会、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目的在于总结出一些内在规律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也从制度层面对落第群体问题进行探讨，总结科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弥补科举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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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院刊《浮山春秋》编辑部

出品

指导老师 刘雪卿

主 编 贾秀羿

副主编 曹 悦

文编 王昌晟 鲁宇航 孟飞龙 白艺璇

编辑 金 晴 李丙南 李玉洁 王艺睿